刑事裁判可接受性的评价因素探析

裁判可接受性的评价因素所涉及的指标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其内容在不同的受众或不同的诉讼环境下有着很大的差异。然而,诉讼作为社会纠纷的最终解决机制,其处理结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当事人乃至整个社会所接受,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司法尊严以及节约诉讼成本无疑具有重大意义。裁判的可接受性问题总体而言属于一个主观的价值判断问题,但是这些价值判断必然会借助于一些客观指标来进行,因此,对于裁判的可接受性因素的研究主要可以围绕这些客观指标来展开。而这些指标涉及裁判制作者的主观介入程度、裁判受众对裁判结果的心理预期、受众的知悉权是否得到尊重、裁判制作过程的公正性以及裁判本身的形式因素等几个层面,每个层面又都会涉及一些更为具体复杂的因素。对这些因素的梳理整合以及理性化的分析,就是构建裁判可接受性评价机制的切入点。     

论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描述了公众期望与政府回应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通过行为调控、复杂简化与导向性影响,政府信任成为合作治理的基础.另一方面,政府信任的实现也存在阻碍,在公共权力日益膨胀的今天,合理的不信任作为一种补充机制不可或缺.促成政府、公众与社会三向互动,实现信任、不信任以及其他补充机制的有效融合是建构政府信任的一种路径选择.     

试论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及其扩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社会阶层分化不断加剧、不同利益主体博弈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地方政府必须具有超越各阶层、各利益主体的能力,否则,其政策行为就有可能被某些强势利益集团绑架,或者受到地方行政长官追求短期政绩最大化冲动的     

对刑法解释主体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我国刑法解释现状的反思,指出刑法解释的必要性及现行解释所存在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法定的解释主体不能充分发挥其解释职能,造成了我国刑法解释不统一,文章认为,引发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司法解释主体内部的多重性,并对这一现状结合有关理论作出了相应的法理思考。     

完善我国逮捕制度的思考

逮捕是刑事程序法律中特有的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一项严厉的强制措施。逮捕有助于控制犯罪,有利于发现案件真实,有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或其它公民的人身安全,从而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它对切实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准确惩罚犯罪,实现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逮捕制度因为是以公民的自由权为代价来实现诉讼目的的,因而这一制度就天然地包含着两种可能;用之得当则国家社会两受其利,反之则会两受其害,因此有必要从制度层面对其进行反思与完善。     

欧盟治理视角下的社会排斥问题与应对

社会排斥的概念最初是在研究贫困问题的过程中出现的。在20世纪80年代末尤其是90年代初期,社会排斥问题成为欧盟社会政策的焦点。欧盟社会排斥的治理机制包括“双层结构”的决策机制、政策导向的基金支持、“多层网络治理”体系、“开放式协调机制”。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帮助制度的建立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对于那些被害人无法通过普通的刑事赔偿途径获得加害赔偿,而其正常的社会社会生活又无法保障,急需救济帮助的情形下,由国家出面给予被害人一定的物质帮助,使其尽快脱离被害后的窘迫状态,复归正常社会生活的一种社会制度。该制度在国外已经为许多国家所采纳。当下,在司法为民的主流诉讼价值追求中,探讨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根据及实现途径,确立我国被害人的刑事国家补偿制度,有利于真正实现刑事诉讼的公正、公平及相关权利保护的诉讼目的,同时对于我们国家的诉讼民主、诉讼文明的法治追求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     

刑事证明标准的法哲学思考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研究领域的拓展以及研究水平的深入,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的研究与争鸣也日趋激烈.应当说这种争议对于繁荣我国的诉讼证明理论,发展诉讼证明观念不无裨益.但如果仅仅局限于争议而不进行必要的反思与检讨,则难免陷于学术混乱,因此有些问题需要借助于其他思维方式加以廓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