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文献——学习《邓小平文选》

邓小平同志对新时期执政党的建设有许多重大的建树和发展。他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新贡献。在《邓小平文选》的许多文章中,对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建设,对于如何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都有十分深刻和系统的论述。因此,《邓小平文选》是在新时期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部重要的历史性文献。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在党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好教材,而且为已经开始的全面整党提供了理论和思想武器。认真学习好《邓选》中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和理论,对于我们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汉初儒者在道与势之间的艰难抉择

在大一统皇权专制的政治下 ,儒者及其所任之道与人君及其政治权势的结合更为艰难。儒者叔孙通在与政治权势的结合中 ,表现出道与势的统一性 ,这种统一是以枉道从势为基础的 ,这部分地消解了专制政治权势给予他的压力感。贾谊沉溺于政治权势太深 ,他与政治权势的结合表现出强烈的冲突 ;因此 ,贾谊的痛苦和悲愤非常深重 ,他所感受专制政治的压力感更为强烈。武帝实行的政治是内法外儒 ,公孙弘所行之道亦是内法外儒 ,道与势的结合表现为整合、统一 ;他的从谀人君、曲学阿世的人格主要来自于政治权势的压制和打击     

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徐复观对董仲舒“天的哲学”的解释

现代新儒家徐复观认为,董仲舒的经学解释与"天的哲学",塑造了汉代思想的特性,影响到先秦儒家思想在发展中重要的转折,在思想上的意义特为重大.徐复观从解释学的角度研究董仲舒之公羊学的建立,揭示其经学解释表现出较强的主观性.董仲舒把阴阳五行的天道与社会政治人生之道贯通起来,构成了天的哲学;天的哲学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徐复观的解释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阐释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政治背景、个性人格对他思想形成的影响;二是同情理解董仲舒其人及思想,一方面能深及他思想建立的动机和目的,另一方面能抉发专制政治对他思想的歪曲利用与后世小儒对他思想的片面发展.     

论《公羊传》对《春秋》的解释

《公羊传》通过《春秋》之辞、辞序、笔削、书法阐释《春秋》之义。《春秋》之辞、辞序、笔削、书法具有两个意义层次:表层义与深层义。表层义与深层义有一段距离而形成意义的“间距化”,故很难通过表层义理解深层义。《公羊传》在解释《春秋》时表现了较强的主观性,一是表层义与深层义的“间距化”,为《公羊传》发挥其主观思想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二是一般书法与书法之变的对立统一,为《公羊传》解释《春秋》带来较大的灵活性和变通性。     

董仲舒以阴阳之天道解释人道

天道是人道的根据。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阴阳是两种性质和功用相反而相成的气体。阴阳二气的运行形成四时。天道即表现于阴阳运行的历程及其法则之中。阴阳的关系是阳主阴从的对立统一,且阳主阴从的地位和功用是绝对的。天人同类相应,董仲舒把阴阳观念及其法则推扩到人类社会、政治、人生的各个方面,以阴阳之天道解释政治和学术中出现的大一统、刑德、经权、三纲、人性等重要问题。人道弥纶于阴阳天道之下,而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从而加强了人们实行人道的无可逃避的责任感。     

我国大豆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定与分析

以大豆技术进步为研究对象,利用1991—2005年我国大豆生产的各种统计数据,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推导建立大豆技术进步贡献率测定的数学模型,采用索洛增长速度方程进行计量分析,表明这15年间技术进步对我国大豆生产的贡献份额不足20%,远低于"十五"末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48%的水平,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大豆的单产水平潜力巨大。     

董仲舒之“元”的重新诠释

学人重视诠释董仲舒之“元”的意义,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董仲舒之“元”是始、本、原之义,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概念,可以泛指不同层次的本原。董仲舒之“元”不是元气,也不是特指天地和万物的本原。董仲舒之“元”具有神圣的意义,因为“《春秋》大元”,“元者辞之所谓大也”,元与皇帝建号相连。这为董仲舒贵始重本的思想建立了神圣的、经典的权威根据,从而加强了人之贵始重本的责任感。     

论司马迁对法家人物悲剧命运的表现和评价

由于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二元对立 ,司马迁在表现和评价法家人物的悲剧命运时 ,陷入了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矛盾之中。司马迁过分地强调了法家人物道德人格的缺陷和行为的不足 ,而相对地忽视了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因此 ,在《史记》法家人物的传记中 ,他们的悲惨命运并未构成悲剧性的矛盾冲突 ,悲剧色彩很淡。道德评价压倒历史评价是造成法家人物悲剧命运色彩不浓的主要原因。司马迁对法家人物的评价 ,表现出道德评价对历史评价的部分吞并 ;这既是对历史实在的二律背反的正确揭示 ,又深深地打上了他主观思想感情的烙印     

浅谈地方环境法制建设

环境法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立法观念的转型与立法实践的加强、执法与司法的改进、法律监督的强化、公民环保意识与守法观念的强化、对环境构成物的物权归属思考等几个方面。     

论徐复观对《史记》的"突出"解释

解释者"突出"文本的某种意义,正是其前见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其视域的聚焦.徐复观先生是治中国思想史的名家,他对<史记>的"突出"解释主要有四点:首先,加强史公作史之动机,加深史公对历史之认识,及激发他对人类的责任感,乃在于他所处的时代;其次,史公作史的基本精神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即对政治权威的理性批判精神;再次,史公作史,不仅仅是搜集、整理历史材料,而且重视阐发历史材料背后所隐舍的思想意义,从史料走向史学;其四,史公在写当代史时,为了不过分冒犯政治权威的忌讳而引起阻挠和灾祸,以"微言"书法暗示历史的真实.徐先生所"突出"的内容,是与他本人的时代经验、思想倾向、人生遭遇和个性人格密切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