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象与世变:汉唐间的“枉矢”星占

汉唐时期,"枉矢"被认作是昭示动乱、灭亡的流星天象。截至北宋前期,史籍记载了17次秦末至唐代的"枉矢"天象,而这些记载中出现了发生时间的错乱、描述细节的出入、占辞事应的牵强附会等问题。对"枉矢"的解释,也从《史记》、《汉书》所见的两种,增加到了唐代《开元占经》等书中所见的数十种。其中部分可能是后人参考之前天象后的时事而修改、增加的。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当时人们之所以如此迷信"枉矢",是与汉唐之际阴阳五行为主的主流儒家思想、佛道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统治者或有心人的有意推波助澜密不可分的。     

两晋后妃地理分布研究

分析《晋书·后妃传》所涉两晋32位后妃,可见司马氏皇帝的婚姻对象在家族发展的不同阶段各有不同。在地方门户阶段,婚姻对象主要是河内知名之世家;融入曹魏核心阶段,主要是曹魏政权的支柱性家族和重臣之女;巩固核心阶段,主要是司马氏政权的核心家族和重臣之女;维持核心阶段,皇帝的婚姻对象为中原地区稍次一等门阀的女子。这些后妃的籍贯或郡望主要分布在以洛阳为中心的司、豫、徐、兖四州,兼及外围之并、雍、青、扬各州。这一分布特点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士族地位升降以及司马氏政权的权力分配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西安南郊隋李裕墓志考释

西安南郊出土的隋代李裕墓志记录了李氏自李弼至李裕三代的仕宦及家族情况。李裕祖父为李弼,父乃李曜。李弼是北周初年的政权核心之一,李裕生于当时最尊贵的八柱国之家。李氏家族与杨氏家族之间的关系甚为密切。由此推测,在杨坚革周命,建立杨隋之时,李裕及其家族可能是杨坚的支持者,甚至可能是杨坚集团的核心成员。入隋后,李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并未受到影响,但李裕此后便远离了政治核心,史籍亦不载其子孙有显达者,甚至连其本人都史阙其载。由此推测,李氏家族可能已经不复当日的荣盛。李裕墓志及其家族的兴衰经历说明,即便是出自北周、隋、唐三代处于政治核心地位的武川军事势力与关陇集团的勋贵家族,想要维持家族之政治特权和高贵门第,也必须牢牢地依附于中央核心政权。这一点与魏晋以来所形成的门阀士族迥然不同。     

汉唐“天狗”考释

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与天宝三年（公元744年）两次出现＂天狗＂谣言,引起大规模恐慌。该谣言所指的＂天狗＂在汉唐时期被认为是大凶与灾难的象征,具有神秘性与耸动性。从形成的过程看,＂天狗＂谣言在南朝梁陈时期即已大规模流行。从社会学与伦理学角度分析,唐前期的两次＂天狗＂谣言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盛世下潜在政治危机的担忧,也体现了当时以阴阳五行为主的主流学术思想、以佛道为首的宗教神秘主义、包括谣言在内的封建迷信等社会思想对于大众的深刻影响。谣言是特殊的社会现象,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考察谣言为研究社会环境和大众思想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徙居洛阳求发展，家族盛衰岂由人——洛阳龙门新村出土隋卫侗墓志考释

卫侗墓志记述了河东卫氏中卫侗所属族支自卫进至卫文珩四代的仕宦与家族情况，反映了河东次等门第家族族支在南迁洛阳之后，随着北齐、北周、隋的朝代嬗替，在政治、社会地位等方面变迁，以及族支代表人物在北魏、北齐、北周、隋数朝的仕宦经历。卫侗所属族支是河东卫氏的分支，无法与中央核心阶层发生密切联系。因此，在进入北周、隋之后，家族地位急剧下降，家族成员的仕宦日益艰难。卫侗所属族支的变化反映了北朝末期至隋唐，旧有门阀家族势力的衰落，以及依附中央政权的新家族崛起的社会特点。     

天象与世变：汉唐时期的“蚩尤旗”星占

汉唐时期,“蚩尤旗”被定义为类彗,而后曲象旗的天象,是兵灾、国丧等灾异的征兆。在汉唐典籍的有关记载中,有为了硬套事应而出现史实错误,如有一次天象不同文献所载事应不同等现象的出现。而“蚩尤旗”的占辞可能也经历了术家根据天象之后的时事,结合现实政治而加以修改的过程。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当时民众之所以迷信这些天象星占,是与汉唐时期的现实政治情况,阴阳五行为主的主流儒家思想、佛道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别有用心者的利用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