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对现代理性的系统性塑造及其中国语境

在学界较为普遍的见解中,《资本论》对资本文明意义的概括是“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社会关系进步和向新社会的过渡.但这种解读模式还只是立足于“社会”的视角,并未将马克思阐发资本文明时“人”的视角同时纳入进来,因而是不全面的.实际上,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微观基础,马克思对资本文明的揭示,是以市民社会现代理性的生成机制作为出发点的.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我们要把资本作为实现文明跃迁的制度规定来自觉对待.     

《资本论》对历史无主体的揭秘——从异化概念的双重维度来看

历史无主体论是一种承载着巨大思想张力的历史观,但它却在以往的研究中被矮化了——被简单斥责为"神秘主义"或"忽视个人能动性"。由此,它所内蕴的描述意义与发问意义就被遮蔽;进一步的后果,是人们对唯物史观的把握被抽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点。实际上,马克思正是沿着历史无主体论所提示的线索向前推进而创立唯物史观的。历史无主体现象,只是个人活动异化为社会体的产物。领会这一点,需要我们对《资本论》中异化范畴的原因——结果双重维度进行深入的考察。     

计算机教学要擅『借』

计算机教学要擅"借"--计算机教师要善于借助和争取一切有益于计算机教学的手段和力量,为计算机教学服务;同时,又要培养学生借助各种手段提高自身素质的意识和能力.     

马克思主义人道价值的当代彰显——论和谐社会的人本底蕴

在人道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所发动的哲学革命,使人道主义在历史境域中实现了由抽象到现实的跃迁。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人道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到了深刻而广泛的体现。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和践行,是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价值的最为全面的彰显。     

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中的“实践”与“社会关系”——兼评阿尔都塞对“社会关系”概念的拒斥

把"历史"作为新世界观的解释原则,这既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又是一项需要继续深入探讨的理论课题。在对"历史"的理解中,把握住其内蕴的"实践"与"社会关系"两大范畴的一体化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这直接决定了把历史唯物主义与黑格尔、阿尔都塞等人"历史无主体"的思想区别开来,以及把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解释原则区别开来的基本立足点。而要把握住"实践"与"社会关系"的一体性,首先需要我们返本开新,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一体化关系原始发生的解释——人类学研究当中。     

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与时俱进——论党的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经历了一个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十六大将党的思想路线完整地表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胡锦涛同志进一步将其核心内容概括为＂求真务实＂。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雄辩地证明：这一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在实际工作中的成功运用和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素朴辩证法抑或实践辩证法:对《资本论》“合理形态”辩证法的辩证分析

马克思将《资本论》的研究方法称为"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在马克思身后,研究者们对这一辩证法的理解定位发生了从素朴意义到认识论—实践论意义的总体变化,但是在将"合理形态"辩证法最终定位为实践辩证法的基础上,却又矫枉过正,忽视了马克思原典中素朴辩证法的合理地位和重要意义。通过研究《资本论》的经济危机理论,我们能够从中找回马克思原典辩证法的多重意蕴。     

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的“反思”——解读《资本论》的认识论

《资本论》的认识论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式的直观,相反,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扬弃产物,它是建筑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上的反思.《资本论》反思方法的全新性质奠基于历史实践原则,反思方法的最高成果则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的前提批判.     

“亚当·斯密问题”的哲学反思与时代意义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以"富国裕民"为核心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宝典,《道德情操论》是以实现"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之典范。但对这两部著作,后世始终存在争议,这个争议后来衍生为经典的"亚当·斯密问题"。实际上,这两本著作的思想本质是高度统一的,所谓"亚当·斯密问题"是由于误解其著作而产生的。在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背景下,"亚当·斯密问题"以及"自爱"原则仍富含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哲学反思价值,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德国古典哲学外延逻辑批判的总线索

以三段论为基本模型的形式逻辑推理被指认存在着两项弊端,一是默认大前提中的知识内容先天为真,二是默认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形式先天为真.在通常的见解中,人们习惯于分别指出这两者的存在,但并不探讨两者的内在联系,仿佛它们是漠不相关的两个方面.与这种看法相反,我们强调将两项弊端看作同一弊端——脱离内容而进行推理的弊端——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抓住德国古典哲学逻辑学改造的根本线索.近代哲学创始人与德国古典哲学家进行外延逻辑批判的路径既有差异,又是进入这一线索的钥匙:培根和笛卡尔“绕过”对形式逻辑同一律的反省,单纯进行形式推理大前提批判;从康德到黑格尔则“围绕”形式逻辑同一律,通过引入推理前提内容的产生及真理性考察来实现对两项弊端的共同批判.具体来说,康德的批判途径是在传统逻辑与先验逻辑之间“划界”,费希特和谢林是以“自我=自我”扬弃“A=A”,黑格尔是以“具体的同一”扬弃“抽象的同一”.培、笛二人与德国哲学家的最终目的一致,即为科学奠基,说明和寻找知识的创生源泉;路径则是不同的,只有后者才更为准确地达到了目的地,进而为马克思《资本论》的创作奠定了逻辑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