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差异到共识:先秦诸子研究的视角转换——以"儒法之争"为例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以及古今学者对"争鸣"格局的学术梳理,凸显了先秦诸子思想之间的差异和分歧.然而,差异与分歧并不能掩盖他们在基本政治价值及救世情怀层面的共识.传统的"儒法之争"思路,无法准确揭示儒法之间的内在关联."共识"研究视野的先秦诸子研究,差异与分歧只是在共同思想底色上或浓或淡、或双色或单色的区别,是在共同政治价值基础上体现的各自侧重点之差异,而非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差异.     

论熊十力的“韩非学”研究——兼及“了解之同情”何以可能?

历代儒家往往视法家人物为其思想敌人而痛诋不止。以学派立场为归属的研究和判断,极容易出现意气用事以及以态度之争代替观点之争的趋势,实难对法家人物及其思想做到"了解之同情"。作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熊十力,本着学术的良知以韩非子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为出发点,对韩非子人格做出高度肯定的同时,也从各方面深刻剖析了韩非子思想中的真意,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发此前儒者之所未发,足堪为后来研究法家及韩非子者借鉴。熊十力这一现代大儒的"韩非论",不仅在思想史、文化史以及学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当今学界反思韩非子研究以及在评价古人如何做到"了解之同情"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日本徂徕学派对儒法"人情论"的继承与超越

就观念形态的主调而言,日本的近代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脱儒"的过程.日本徂徕学派对儒法"人情论"所做的近代转换工作,则可视为这一过程的中心和枢纽.徂徕学派对儒法"人情论"取长补短、融为一炉的改造,最终形成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政治优位、公私分治、政教分离的思想,为日本的早期近代化铺平了道路.     

秩序与正义之间——略论先秦儒法之理想政治及其实现途径

秩序重建与正义追寻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两大时代主题。儒法之理想政治是正义与秩序高度和谐的理想政治。在现实政治层面,"国无君不可以为治"体现的秩序与"立天子以为天下"体现的正义之间常常陷入顾此失彼、互相冲突的困境。如何在现实政治中调适秩序与正义之间的内在矛盾,成为儒法苦心焦思的核心话题。儒家主张正义优先的"贤人"政治理论,法家提倡秩序优先的"中人"政治理论。前者属于"革命论",后者属于"改良论"。     

先秦诸子"愚民"论考辨

先秦时期"愚民"的主要内涵,涉及知识、性情两个方面。就知识方面的"愚民"而言,先秦诸子普遍认为社会大众在是非辨别、利害判断方面存在愚昧无知的不足。"民愚"判断既是先秦诸子政教思想的社会基础,又是一种最早的国民性批判。性情方面的"愚民"则是先秦诸子理想社会状态中的民风民俗,蕴涵着先秦诸子对现实"狡诈奸猾"社会风气的强烈批判意识,不能简单地认为先秦诸子在具体政策措施层面提倡"愚民"、"反智"。探讨先秦诸子,尤其是几乎已成学界公论的法家"愚民"思想,应对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和前提预设作一具体分析,反思"愚民"论的相对性和历史性。先秦诸子"愚民"论的话题,不仅关涉对先秦诸子思想内涵的重新认识,而且对于提升当代中国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亦不无裨益。     

法家历史哲学的三重维度

法家历史哲学实质是一种政治哲学。法家历史哲学三重维度体现为：其一，确立起他们立足于“当今”的变法理论，效法先王以变致治的精神，以爱民、利民为原则，凸显他们勇于革新包括自我革命的时代精神；其二，在“原初状态”中深刻阐释人性以自利为基础的理性计算能力以及以利他为基础的道德能力，并立足于“权衡道德论”及其制度逻辑而实现社会秩序；其三，“新圣”最能把握时代精神而深刻影响历史进程，“新圣”实质体现了政治家必须以理性治国的极端重要性。法家历史哲学至今依然予人启迪。     

韩非“法通人情”论探析——解读韩非的治乱思想

有关韩非及其思想 ,历代学者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但究其主流 ,却是呈现出贬多褒少的趋势。笔者不揣浅陋 ,拟在分析、归纳各家观点的基础上 ,对韩非治乱思想做出自己的梳理和论证 ,以就教于方家学者。一、韩非追求“治世”的独特方法　　韩非治乱思想的形成与他的身世遭遇和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韩非作为韩国的一个贵族思想家 ,在当时面临的是家弱国危的困境 ,这就决定了他的政治理论最终关注的目标是国家的兴衰成败和治乱得失。韩非非常强调法对国家治乱的重要性 ,主张“寄治乱于法术” (《大体》) ,实行以法治国 ,最终臻于“贵贱…     

论法家政治思维的角色转换——以西方马基雅维利研究为参照

马基雅维利与先秦法家诸子,都以“政治家”立场提出各种应对政治生活复杂情况的谏言,公开了人类政治的非道德特质,从而陷入双重困境：伦理困境以及自我实现困境。中国学者对法家的研究,缺乏西方学界对马基雅维利研究那样的理论深度。借助西方学界马基雅维利研究,可以为中国的法家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方法与理论借鉴。马基雅维利与法家诸子的历史命运,给后世同情理解他们学说的“学者”带来困扰,同时也带来一种角色转换的契机。“学者”立场的法家政治思维,侧重思考政治的本质并寻求法家遗产的积极功能,尽量减少其消极影响。法家研究的角色转换,意味着将法家学说阐述的道理视为人类政治的固有特性,在深刻洞察人类政治本质的基础上推动人类政治文明进步。     

老子、韩非子的“自然”观念及其政治蕴含

老子思想中存在两种形态的"自然",一种为"道"之"绝对自然",一种为"万物"之"相对自然"。"自然"是"道"的存在形态,只有"道"才不依赖任何外力而做到"绝对自然"。"万物"之"相对自然",一方面固然与万物自身特性密切相关而"自己如此",另一方面这种"自己如此"又源自对"道"之"绝对自然"的模仿与效法。老子之无为,并非无所作为,乃是营造良好生存与发展环境之"无为",承担呵护百姓之义务与责任,实则有为;主动放弃高高在上之权利意识与权力优越感,实则无为。韩非子赋予"自然"观念以"必然"的内涵,将人性之"自然"视为一种"必然",一种规律,一种无可回避的事实,据此主张治国应以此"必然性"为基础与前提。同时又在理想社会中赋予了"自然"以"自己如此"的意味,强调规则治理之下理想状态中人们行为的自然,具有"消极自由"的意味。     

韩非子学说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理论基础

周秦之际的巨大变化之一,就是监察活动的制度化与专门化。在先秦诸子中,唯有法家能够为这种制度的兴起提供理论依据。韩非子秩序优先的前提下强调君尊臣卑伦理的绝对性,主张君臣异利,在政治领域强调以权力监督权力的重要性。韩非子的监察理论,强调以"法"、"术"、"势"一整套规则体系来规范和引导君臣关系,加强君主对人臣权力的监管。他的学说,对秦朝监察制度的创建以及汉代监察制度的实践,具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