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伟大伴侣——中国和印度

在走向近代化的艰难途程中,中印两国具有很多共同的经历:深巨的民族创痛,严酷的解放斗争,近代民族意识的激扬,民主观念的传播,新式正党和领袖的活动,大量悲壮的事件,无数风云叱咤的人物,民族资本的先天不足,近代经济的艰难发生及其不良发育……它们在人类社会经受着深刻剧烈变化的巨大背景下纠结冲撞,相衍相化,构成一个丰富壮丽、多姿多态的     

略论东方贸易对莫卧儿时代印度经济、社会的影响

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世界近代史的序幕。随着荷兰商人和英国商人的东来,东西方之间发生了近代意义上的第一次撞击。由于所处的社会发展水平和政治文化环境各异,这次撞击在东方国家引起的反响是大不相同的:具备专制制度雏形的日本关上了大门,集权的天国满清王朝以武力为后盾将夷狄之邦的蕃船洋货限制在沿海的少数几个地点。与日本和中国相反,当时的印度既没有闭关锁国也不是指定地点进行对外贸易。西方主要国家的东印度公司在普拉西战役前同印度进行了长达100多年的自由贸易,成为莫卧儿时代经济、社会生活中引人注目的现象。     

略论英国东印度公司同印度早期(1607—1757年)贸易的商品结构及其成因

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一个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资本积累起过重大作用的商业组织,在英国17-18世纪的对外贸易公司中,它是最著名的。从1607年起,英国几乎每年都有船只驶往印度进行贸易。1623年东印度群岛的安汶岛事件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基本上退出东印度群岛,全力经营在印度的商馆和贸易。在从那时起至1757年普拉西战役止的长达130多年的时间里,印度一直是它主要的贸易对象,它同亚州贸易总额的3/4是与印度发生往来的结果。客观地分析这场贸易的商品结构及其成因,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这一贸易性质的认识。     

锡克教中央庙宇管理委员会的组织结构与实力

中央庙宇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理委员会)是由锡克教徒选出的组织,建立这一组织机构的目的是要表达他们对锡克教庙宇监督和控制的意图。然而,庙宇管理委员会在长达六、七十年的实践中,除履行法定职能之外,还凝聚和表达了锡克教徒的宗教、文化和政治利益。特别是在这些方面,它进入政治领域并同政治体制相互发生影响。政治体制也对这一宗教机构设置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锡克教的宗教、社会运动

19世纪40年代,英国人经过两次对锡克教王国的战争,扫清了这样阻碍自己兼并全印度 的最后障碍。欣喜之余,当时的英印殖民总督大贺胥和孟买辖区省督G·克拉克爵士对旁遮普锡克人的命运做了这样的预言:50年后锡克教作为一支宗教力量将会被印度教同化。然而,时隔半个多世纪后,锡克教不仅没有被同化,反而成为个性更鲜明、更适应时代精神、成为锡克人宗教民族主义思想载体的近代意义上的宗教。锡克教能苦海余生、走出绝境是锡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