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僧形象的演化

论唐僧形象的演化张锦池一、小引玄奘形象的演化，由《三藏法师传》而来元取经故事而世本《西游记》，是个历史发展过程。人物之来历的日趋神异化与精神境界的日趋世俗化，构成了这一演化过程相辅相成的两个主要方面。概乎言之，其来历是由“动而璋特达”的世家子弟演变为...     

慼而能谐 婉而多讽——论《红楼梦》的艺术辩证法

“感而能谐,婉而多讽”,是鲁迅用以说《儒林外史》的,我们移来说《红楼梦》,或许会使人感到奇怪:难道《红楼梦》也是一部讽刺作品? 《红楼梦》不是一部讽刺作品,是部难以企及的伟大悲剧,同时也具有十分丰富的喜剧性。它既是时代悲剧,又是人间喜剧。它的艺术美,是悲剧美和喜剧美的和谐统一,其中,悲剧美居于主导地位。     

妙玉论

《红楼梦》里有位女子,名列“金陵十二钗”第六,她既不是四大家族的成员,又不是四大家族的亲戚;她颇有点傲视贾府,甚至敢于怠慢贾母,却又不能不依附于贾府;除了贾宝玉等很少几个人以外,几乎谁都有些讨嫌她,却又谁也不敢开罪她;说她是尼姑,她又确乎是位小姐,说她是小姐,她又确实是个尼姑。这位女子,就是妙玉。反映在她身上的这些现象,是“金陵十二钗”中少见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因此,如何理解这一形象在书中的地位和作用,应该说,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乱世忠义”的颂歌——论《水浒》故事的思想倾向

引言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曾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但哪次农民起义所产生的故事传说都不若宋江起义那么多:这是为什么? 不论哪朝哪代的地主阶级无不把农民起义看作洪水猛兽,不仅极力用军事或政治的手段     

论孙悟空形象的演化与《西游记》的主题

《红楼梦》的命意问题,是个聚讼不休的问题。《西游记》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清人尤侗《西游真诠序》,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批》,刘一明《西游原旨读法》,汪象旭《西游证遭书序》,张含章《通易西游正旨后跋》,皆各执一说,或看作珈瑜新法,或看作大学诠释,或看作金丹采炼,或以为明示三教一源。真是惊奇立异,五花八门。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则认为:“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实出于游戏”;假欲勉求大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故事源流考论

小引 玄奘求法天竺,是中国佛教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伟大壮举。“春秋寒暑一十七年,耳目见闻百三十国,扬我皇之盛烈,震彼后之权豪,偃异学之高;拔同师之巨帜。名王拜首,胜侣摩肩,万古风猷,一人而已。”① 其弟子立本与彦 所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中国传记文学中第一部大书。共十卷,前五卷主要记玄奘早年及其旅游印度的经过,后五卷主要记玄奘归国后孜孜不倦从事译著的经过。梁启超在《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里赞之为“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并非溢美之辞。其史料价值,与玄奘和辩机所撰《大唐西域记》堪称双壁。 …     

论《金瓶梅》的结构方式与思想层面

本文认为 ,《金瓶梅》写故事的由来和结局 ,是以“悌”起、以“孝”结 ,反映了作者用以“讽世”的主要思想武器是“仁”和“天理” ,属小说的哲理层面 ;其写西门氏的兴衰过程 ,是以“金”兴、以“瓶”盛、以“梅”衰 ,从而“著此一家 ,即骂尽诸色” ,属小说的社会层面 ;其用以结构情节的主要线索 ,是以西门氏的盛衰为明线、以权奸们的荣辱为暗线 ,旨在说明“富贵必因奸巧得 ,功名全仗邓通成”的结果 ,是于国则破 ,于家则亡 ,于个人则难以逃脱自我毁灭的命运 ,属小说的政治层面。因此 ,《金瓶梅》是以写财色交易之罪恶为表、钱权交易之罪恶为里的社会文学 ,乃举世鲜匹的“人间喜剧”。西门庆和蔡京实乃作者笔端一对为非作歹的孽生子 ,一明一暗的两个中心主人公 ,一个是钱的符号 ,一个是权的符号 ,他们之间的钱权交易构成了罪恶的符号 ,是以“宇给事劾倒杨提督”一案实乃一部大书深层意蕴的总纲     

究竟是人间喜剧,还是时代悲剧——《红楼梦》与《金瓶梅》审美观念的比较研究

作为中国小说史的两座高峰，《红楼梦》与《金瓶梅》都以描写世情见长，但在审美观念上，二书又大异其趣：一为时代悲剧，一为人间喜剧。《红楼梦》旨在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所以将大观园既写成封建时代的王道乐土，又写成人性人格的黑暗王国。那里演绎着青春的悲歌，也造就了一位将“护法群钗”当作毕生事业的悲剧英雄贾宝玉。《金瓶梅》意将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所以其关注铜臭与淫乐相长的世界，卑贱、卑微、卑劣构成了一幅百丑图，也昭示出作者对自我毁灭者的冷嘲热讽及苍凉无奈。两部作品都以主人公出家作结，反映了创作者“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的思想，但产生这一思想的原因是不同的。作者从人生境遇及思想文化素养等入手，分析了二者虚无思想的支点与落点，并以蹊径独辟、新旨迭涌的文本分析提供了丰沛的论证。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说话”家数考论——兼谈宋人“说话”分类问题

歧见的来由宋人“说话”不只分“科目”,还有“四家数”的划分,“家数”就是门类。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作为《西游记》神魔故事的先导,中国俗文学史上的名篇,它的“说话”家数问题却是个应予解答而又难于解答的问题。其所以然,就在于:正确地解答这一问题,它不只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取经诗话》所属社会思潮的认识,还可以加深我们对宋人“说话”分类标准的理解,其意义是多方面的。然而,世传宋元有关著作却均未言及《取经诗话》的“说话”家数问题,宋人话本其可确定为“说经”者,似又百不一存,无可参照,要对问题作出密合事理的解答,谈何容易! 唯其如此,所以对《取经诗话》的“说话”家数问题,一些文学史著作审慎地予以回避,只字不提,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一些文学史著作认为是“说经”,理由则不外是说《取经诗话》写的是三藏法师西行求法,如北京大学中文     

说朱本是晚于世本和杨本的三缀本──《西游记》版本源流考论之二

文章考证世德堂本《西游记》、杨致和《西游记传》、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三种版本相互间的关系问题，认为：朱本当成书于万历末期，晚于世本和杨本。朱本是采合世本、与世本祖本同源异流的平话本及杨本而成的三缀本。朱本卷一至卷三和卷五至卷七，取自世本前十五回；卷八至卷十来自杨本；卷四选自平话本。朱本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卷四保存了平话本《西游记》的又一残文，从而可知世本的祖本实为词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