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统计学的社会观:塔尔德与涂尔干之争再考察

鲜有人考察19世纪法国的两位重要社会学家塔尔德和涂尔干之间的争论。本文以两人都倚重的统计学方法为切入口,深入考察两人论辩的实质问题,并力图呈现论辩背后的社会观差异以及各自对社会秩序之基础的思考。塔尔德试图以客观概率的方式去捕捉作为主观变量的社会秩序的生成过程,涂尔干则秉承以凯特莱为代表的道德统计学传统,试图通过纯粹客观的统计数据来捕捉具体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正常状态。通过对两人统计学基础的不断追索,本文认为,两人的实质差异在于：塔尔德试图超越社会本体论思考,用单子论的方式把握和理解现代社会特征和秩序的基础,而涂尔干仍然从社会本体的角度做社会学式思考,探寻现代社会的秩序基础。     

从政治技艺到一般社会学——重新考察涂尔干的政治社会学遗产

通过考察涂尔干的一般社会学及其论题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涂尔干建立的从特殊科学到一般科学的社会科学体系与他力图扩展的政治学古典分析框架直接相关,他的一般社会学则扮演了传统政治学的角色。沿着涂尔干最初的论题,可以进一步探讨其理论与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和孟德斯鸠政治学说之间的关联,并搭建一个用以理解其政治学说的框架。涂尔干将政治范畴从纯粹的政府理论扩展至社会总体,目的是将后者作为现代政治的首要问题。唯有在此框架下,他的政治理论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最后,涂尔干并未否定政治的首要位置和政治家的地位,他主张的带有文明论和整体论色彩的政治理论作为政治社会学遗产的价值远未得到充分揭示。     

德意志作为欧洲问题：涂尔干对现代国家问题的最后思考

本文以涂尔干论述的黑格尔的社会理论为线索,系统考察了涂尔干在其最后岁月对现代国家问题的思考。本文认为,涂尔干在思考现代国家问题时,黑格尔的社会理论始终是作为其国家理论的参照面而存在的,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一战期间对“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思考。借助这一线索,本文不但揭示了英法两国个人主义在现代世界所面临的危机,同时还揭示了德国在应对该危机时所形成的国家形态对欧洲的个人主义文明构成的根本性挑战,涂尔干对其国家理论的修正正是出于此原因。最后,本文尝试提炼了涂尔干对现代国家问题诊断的社会病理学分析框架。     

涂尔干早期社会理论中的“社会”概念

涂尔干关于“社会”的理论的形成,与由以卢梭为代表的自然权利学说演变而来的抽象个人主义给法国社会造成的现实困境紧密相关。通过对该线索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涂尔干试图通过确立社会既是一个社会体又是一种集体意识的存在,来破除自然权利学说有关人的自然权利和社会人为性的基本观点,并以此来重新确立社会团结的基础。但是,这种两重性设定同时也暴露出涂尔干早期思想的内在困境：由于社会作为自成一类的存在,而其理论框架中没有搭建起个人与社会发生关联的方式,因此无法论证社会的正当性并找到社会团结的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