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关心 生活上体贴——太原煤气化公司重视做好离退休工作

太原煤炭气化(集团)公司始终将离退休职工工作当作一件大事来抓,政治上关心,生活上体贴,赢得了老同志的普遍信赖,巩固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七一”前夕,集团公司生活区澡塘又对离休干部和70岁以上的退休职工免费开放。这是该公司为离退休职工办的又一件实事。     

近代中国国家与民间组织的互动——以北京公共卫生制度建构过程为中心的讨论

清末新政改革中,作为警察职能的公共卫生制度在北京被建立起来。但此后北京的公共卫生既未得到有效实施,也未跟上世界公共卫生发展的潮流。基督教民间组织和学术性民间组织积极宣传公共卫生新思想,在观念层面冲击已有的公共卫生观制度,促使国家跟上时代的步伐,对制度进行变革。在制度的实践过程中,国家触动了一些民间组织的利益,受到抵制,双方展开利益博弈,最终以妥协的方式实现制度的社会化。国家与民间组织的互动围绕制度建构展开,制度在多方行动中成为社会生活的规则。     

识小必须见大，平实不可平庸

邱捷教授1978年以“同等学力”资格考入我校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者，在近代中国商人研究、孙中山研究、近代广东社会研究、晚清政治制度研究等课题都有创新成果，近十余年集中精力点注与研究《杜凤治日记》。邱捷教授对自己学术研究的特点与局限有客观的认识，对若干课题的拓展、创新也提出了一些想法。     

晚清中外防疫交涉及其影响

晚清中外防疫交涉深受不平等条约和文化差异影响。19世纪末,西方各国在传染病防治领域出现战略趋同,形成了以检疫、隔离、消毒和治疗为内容的西法防疫,并依仗政治军事霸权在全球推行,中国也开始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进行检疫。香港鼠疫期间,由于中外防疫方式差异显著,列强开启了防疫交涉,华洋分治成为中外处理防疫事务的方式。此后十余年间,鼠疫和霍乱交替流行,列强在加深对华侵略的同时,强化了防疫交涉,直接要求地方官府采取西法防疫。对此,中方起初采取自办防疫策略,在接受西法防疫形式的同时,仍坚持传统防疫方式。直至东北大鼠疫期间,疫情危急,中外防疫交涉强度增加,清政府被迫主动自办西法防疫,以维护行政管理主权,避免外国干涉。与近代其他事务一样,列强通过交涉对清政府的卫生防疫进行干涉,国人则在形式上予以接受,但仍坚守传统防疫理念。     

大力推进城市文明风尚建设的几点思考

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社会风尚是否文明,关系到＂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建设。党的十六大以来,文明风尚建设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扎实推进文明风尚建设,重在创新,重在抓实,重在持之以恒。要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个根本,在知行合一、具体深入上做文章;在创新载体、丰富内容上花气力;在创造条件、提供保障上办实事。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动分析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动 ,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阶层发生的变化以及阶层结构的变动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围绕社会阶层结构中各阶层的变化及由此带来的阶层结构的变动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论近代北京公立医疗机构的演变

清末新政时期,北京先后创设内、外城官医院,直属内外城巡警总厅管辖,为市民尤其是贫民提供免费医疗,兼具慈善和公共医疗性质。进入民国后,内、外城官医院隶属于京师警察厅,承担医治市民的责任,但因财政破产、管理混乱等原因,官医院名声败坏,一片破败景象。1928年后,北平特别市政府卫生局成立,内外城官医院得到整顿,但仍难发挥公共医疗的职能。1934年北平市卫生处将官医院改为市立医院,并以其为核心建立起一套公共医疗机构,为市民提供低廉的医疗服务。     

民初北京食品卫生管理探析——兼论中国式“依法行政”

北京的食品卫生管理创立于清末新政时期,初为警察机构职能之一,1928年后,几经改制,成为卫生局管辖的事务。到1937年,已形成一套基于食品卫生法规的管理制度,并开启专业化的转变。但是,在实际社会生活中,食品卫生管理名存实亡:牲畜检验成为警饷的重要来源之一,与卫生基本无关;汽水管理因各种原因未能得到切实执行。进一步而言,无论从国家对待卫生执法的态度,还是从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文化习惯来分析,食品卫生管理都面临着法不责众的难题。希望文章对食品卫生管理的论述,能揭示出民初中国的依法行政的实质是法律的工具化。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平的交通管理

本文根据北平市市政部门的档案和工作报告以及有关的法规、社会调查和报刊 ,大致勾勒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平市交通管理的概况 ,并对其做一评价。当时 ,北平的交通管理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 ,市政当局制定、执行了具有现代性质的交通法规 ,从交通工具和交通秩序两方面施行对交通的管理 ,其方式是 :通过交通工具的检验、登记和收费制度 ,规范交通工具的管理 ;通过颁布交通法规 ,规范交通工具的行驶 ,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 ;通过警察执勤 ,推动交通秩序的改善。     

权力结构与防疫模式：清末东北大鼠疫期间防疫决策的执行

东北大鼠疫期间，清政府西法防疫的决策受到地方权力结构的制约，产生出不同的防疫模式。东三省政治中心奉天，基本依靠官府力量进行防疫，由于强硬的防疫措施和独断专行的官僚作风，引发商会等社会组织的反抗，产生严重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在重要的铁路中心城市长春，由于面临来自日俄的干涉，采取协议防疫的方式，官民能够在合作的基础上求同存异。远离东北政治中心的双城，只能自办西法防疫，由于无力完全采取防疫措施，知府被批评阳奉阴违，未严格执行西法防疫，并被免职。清末地方官府自身的组织能力和获取资源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策执行的方式，而上级官府往往通过治官权来控制下级官府对政策执行的力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政策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