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主体还是实践主体——重新思考我们的课程目的

课程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主体性,不仅包括认识主体的培养,而且包括实践主体的培养。我们既不能将实践主体的培养简化在认识主体的培养之中,也不能将认识主体的培养简化在实践主体的培养之中,而应该将这两类主体的培养列为两种类型不同但却同样必要的课程目的：认识主体的培养主要是为了提升学生的理论智慧以便更好地认识世界;实践主体的培养主要是为了提升学生的实践智慧以便更好地改造世界。     

西方“实践智慧”的七个面相

"实践智慧"在其发展过程中显现出自身的多面孔,这些面孔共同建构了实践智慧的真实意义。规范取向的实践智慧认为,人的行为是否明智取决于它是否符合内在的道德德性或外在的社会规范;技术取向的实践智慧认为,人的行为是否明智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有效地达到既定的行动目标、能否有效地控制自然和社会;生命意义取向的实践智慧认为,人的行为是否明智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帮人找到生命存在的意义,不仅包括行动者的生命意义,而且包括周遭生态的生命意义。以上三种取向的实践智慧再现了西方实践智慧的七张脸孔:道德德性取向的实践智慧、契约论取向的实践智慧、政治技术取向的实践智慧、科学技术取向的实践智慧、修辞术取向的实践智慧、存在主义取向的实践智慧、生态学取向的实践智慧,它们共同构筑了实践智慧的历史和理论。     

教育现象学研究的程序和方法

现象学在其本质上是一种方法，一种让事物按照其本来面目显现出来的方法。这在教育现象学研究中具体表现为以下四道程序与方法：其一，将研究的对象转向师生所体验到的教育生活世界；其二，通过调查研究来观看个别的示例———个别师生所体验到的教育生活世界；其三，在个别示例的基础上对教育生活世界进行现象学还原，从而直观到教育的纯粹本质———教育生活世界的稳定结构；其四，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其他现象学者和其他方法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以分析其中的异同和各自的利弊，从而使自己的研究变得更加完善。     

让国民教育走向国民性教育

近来,教育与国民性这一论题又开始升温,升温的背后却浮现出了当今教育与国民性低适切性的问题,即国民教育之时代解释力的减弱。面对这一难题,笔者认为国民教育亟待走向国民性教育,这是一种有着实用气质的教育,一种在伦理框架下的教育,同时也是一种有"国"有"民"的教育。实现这种转向的理由是:第一,国民教育的辨识度在逐渐走低。第二,国民性教育更加注重调和"小我"与"大我"。第三,国民性教育是对国民教育解构后的筛选。第四,国民性教育使国民的爱国情怀更加具象和广泛。     

体验:人类生命的存在方式——基于体验的实践性与时间性分析

存在是人类生命得以成为其自身的根源,理解人类生命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人类生命的存在方式——体验。所谓体验,就是在实践中考察世界,在实践中改变世界,在实践中助长生命。体验具有时间性:生理时间的不可逆性、制度时间的长时段作用以及心理时间的结构完整性使得我们的体验打上了时间的烙印。     

“心即理”的认识论意义

王阳明的"心即理"超出了"良知即天理"的道德认识论范围,走向了人的认识如何可能的普遍认识论命题。其一,每种"理"都有"寂"与"显"两种存在方式,作为认识对象的"理"不是客观存在于认识者之外的"寂"状态的理,而是存在于认识者心中的"显"状态的理;其二,"理"只有从"寂"状态转化为"显"状态才能为人所认识,这种转化工作不是由"理"去完成,而是由"心"完成,从这种意义上讲,无心则无理;其三,"心"有内外两种存在形态,于内表现为意识,于外表现为践行,相应的,"显"状态的"理"不仅是由意识所构建,更是由行动所构建,从而使"理"不仅活在人的意识里,而且活在人的行动而构成的事里;其四,人有构建"理"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并不代表着随心所欲,而是意味着让"理"从遮蔽状态走向无蔽状态,从而显现自身为自身。     

基于“实践作为价值本体”教育目的之分析

人的生命价值构成了理解教育目的的原点:教育是为了人的发展,而人之所以要发展是为了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只有从这一原点出发,教育才能引导人走向生命自觉,才能引导人像人那样去生活。从人的生命价值角度看,人的实践活动决定了人的本质,人的全面发展在其本质上就是人的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就是改造世界能力的全面发展,而对世界的改造以对世界的认识为基础。这就决定了"教学生认识世界"应成为基础性教育的目的,而"教学生改造世界"则应成为终极性教育目的,二者密不可分: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价值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