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红旗一举千里明"

一 1917年6月,邓中夏从湖南省宜章县邓家湾村来到北京,以优异成绩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此时,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校长的改造下,呈现出一种空前的活跃氛围.邓中夏称之为"自由讨论的空气和任我飞翔的蓝天",可谓意气风发.恰如他的同学张楚所言:"爱国英雄喜出头,妙如学士登瀛洲.趁时快快云梯上,好看文光射斗牛."     

职业院校“文明创建活动课程化”实践与思考

职业院校普遍重视"校园文化"的建设,"文明创建活动"是"校园文化"的建设的重要途径,如何发挥校园文化的德育功能,避免校园文化建设误区,同时凸现"职业"特性,实施文明创建"课程化"有待教育工作者在构建校园文化的过程中进行深入地研究。     

邵晋涵与《史记辑评》

邵晋涵是清代浙东史学的后起之秀,也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经史学家。他在明代邓以讚《史记辑评》本的基础上,著成《史记辑评》,形成了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王夫之“夷夏之辨”与历史文化认同

"夷夏之辨"是中国古代史学上的重要问题。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对这个问题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他从地理、文化等方面探求夷夏差异产生的原因,揭明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的特点;主张少数民族与华夏民族应各安其所,和平相处,提倡因地制宜的少数民族治理政策,希冀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历史地考察纷繁复杂的民族互变现象,试图揭示人类文明演进的原因和规律。王夫之的夷夏观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开放性,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夷夏问题的认识,对推进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多民族统一,实现多民族国家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历史教科书与新史学--以夏曾佑、刘师培为中心探讨

20世纪初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间,中国历史教科书大量出版面世,这些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与出版,除了学制的因素之外,与新史学思潮有很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新史学为历史教科书提供了思想资源、史学观念,促进了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和出版;另一方面,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和出版体现了时代与社会的需要,促进了新史学思潮的广泛传播;双方体现了一种互动的促进关系.     

郑鹤声与《史记》研究

郑鹤声是我国20世纪一位史学大家。他深受柳诒?的影响,治学严谨扎实,在许多史学领域均有精深造诣。《史记》研究是他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成就卓著,具有三方面特点:注重"会通","不固执一说",重视史料。他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易学“变通”思维与王船山史论探析

王船山易学上的成就和特色造就了他史学上的突出地位和显著特点.正是在易学“变通”思维的照耀下,船山对历史盛衰、制度沿革、得失成败等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始终贯穿着通变的历史见识.可以说易学变通思维是船山历史通变思想的基础,而对历史通变之理的总结则反映其对易学变通思维的运用和印证,二者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船山通变的史识.他的历史通变思想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上的重要遗产,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值得认真总结.     

"致用"与"求真"——王夫之"尊史"思想探微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史学家。他亲历明亡清兴的大变故,在对中国历史文化深刻思考和批判总结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尊史"主张,追求史学"致用"与"求真",凸显了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觉的史学意识。他的"尊史"思想体现了"致用"与"求真"的统一,史学与社会的统一,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和价值意义,值得认真总结和引起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