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英文)

作为新双轨制的增量部分,项目制旨在通过国家财政的专项转移支付等项目手段,突破以单位制为代表的原有科层体制的束缚,遏制市场体制所造成的分化效应,加大民生工程和公共服务的有效投入。以项目制为核心确立的新的国家治理体制,形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级治理机制,并对基层社会产生了诸多意外后果。项目制所引起的基层集体债务、部门利益化以及体制的系统风险,对于可持续的社会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     

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的科学性，体现为一种社会全体的可能性解释。个案研究的策略，不同于以代表性为基础的假设检验，也不等于社会生活的单纯描述和记述，而是从具有典型性的案例出发，发现由具体社会生发的运行机制，在广度和深度上尽可能扩充、延展和融合与外部各种政治、社会、文化因素的关联。个案研究需要运用人文地理志、制图术、人口志、历史编纂学、传记学、语词编纂学等各类民族志方法，通过“事件化”的社会激活过程，呈现出多重社会构成的脉络。依据这些分析性线索，个案研究可进一步展现社会诸要素之间多重连续的相关关系和共变关系，发现主导性的社会机制或逻辑，并最终通过结构化的方式呈现出社会全体的完整图景。     

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 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尝试（上）

本文系统梳理了社会学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几项产权研究,试图从占有、经营、治理三个经典理论概念出发来分析乡镇企业的生成结构和运行机制。文章指出,乡镇企业在占有关系上汇合了公有制、共有制和私有制等多重因素;在经营关系上则充分利用双轨制的体制环境,将土地承包、企业承包经营和财政包干结合起来;在治理关系上将体制的、知识的和民情的等多向度的治理机制相融合,解放了家庭、宗族、习俗等各种传统资源,并以此寻求实践中的改革与创造。乡镇企业作为社会运行的多重因素和多重环节的交集点,不仅蕴涵着丰富的制度创新空间,也充分反映出改革时代的制度精神。     

涂尔干的遗产:现代社会及其可能性

涂尔干作为古典社会学的思想大师，其学说对于西方社会和文化理论的发展，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的学术界，人们理解涂尔干，却往往满足于各种二手资料，鲜少立足于当代去重新解读涂尔干的经典作品，从中深入开掘那些对今天仍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学术研究中的一个误区。本文着重从涂尔干的社会理论中，抽取失范、法人团体以及以类比与分类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等三个向度，试图对涂尔干有关现代社会分析的关键问题进行梳理和解析。本文认为，涂尔干用社会决定论来建构个体主义的尝试，不仅指明了现代性转变所牵连的核心问题所在，同时也在社会调控和深度自我两方面开启了有别于以往历史的样式。特别是，社会技术和自我技术的双向开展，在自我有限性的基础上，为建构新的社会形式开创了可能性     

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体系——封建与郡县之辨

对于中国社会的考察,要接续潘光旦、费孝通等前辈的学术路径,回到传统社会分析的古典范畴。传统社会由殷周、秦汉之变,以及后续各代的发展变迁,均围绕着封建制与郡县制的辩证关系而展开。封建一方面以宗法、丧服、宗庙等礼制,以亲亲、尊尊的差等秩序为原则,确立了君统与宗统之间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则以天命的神圣观,确立了君民之间的自然天养的普遍法则,使民彝与民生成为了根本的治理基础。郡县则强调战国以来的历史势变,革除了封建制各私其土的乱政之源,反而开创了一个“公天下”的世界,确立了一种超国家形态的帝国政制体系。近世以来,王夫之、顾炎武等强调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旨在依据圣人对于三代之制的理解,打破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的集权制系统,重新理顺“公”“私”之辨。不过,对于经学意义上的封建的考察,仍是一件需要进一步推敲的工作。     

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

作为新双轨制的增量部分,项目制旨在通过国家财政的专项转移支付等项目手段,突破以单位制为代表的原有科层体制的束缚,遏制市场体制所造成的分化效应,加大民生工程和公共服务的有效投入。以项目制为核心确立的新的国家治理体制,形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级治理机制,并对基层社会产生了诸多意外后果。项目制所引起的基层集体债务、部门利益化以及体制的系统风险,对于可持续的社会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     

社会学是什么？

算一算，做社会学这个行当已经有十几年了，再加上萌发兴趣的那些日子，时间可不算短，但是，最怕别人提给自己的问题，就是社会学是什么?问题虽简单，却是致命的。花这么长的日子，仍不知所以然，实在没法向自己交代。仔细想来，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有两层意思：首先，你对自己的思考方式，或自己怎样面对自己及连带的生活方式必须有个交代，这样的方式与其他看待这个世界的视角究竟有什么不同；     

斯密的三重自然观

斯密的自然概念可从三个层次上理解。在造物主的概念中,斯密通过对神的预定论的假 设,将报应论纳人道德情感秩序的确立之中,将最高的善理解为一种宗教性的目的,将斯多亚主义的观念 重新置人神学之中。在大写的自然概念中,斯密提出了自然的本原性解释,明确了人在自然意义上的存 在论含义,确立了人的情感能力的自然基础。在从人出发的自然概念的讨论中,斯密通过对同情的论证, 提出了基于人性基础而实现社会秩序的道德机制,所谓“公正的旁观者”正是通过情境性的同情机制逐次 加以展开的。正是通过上述三个层次的自然概念,斯密最终确立了神学、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三重维度 的理论体系。     

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国近世变迁及经史研究的新传统

从康有为到王国维和陈寅恪,中国现代思想变局的两次浪潮,确立了经史研究的新传统。康有为对《春秋》三世说的重解,旨在通过现代变革重塑大同理想,通过确立新的宗教教化化育民情,从而实现从据乱世到升平世的过渡。王国维藉社会科学之综合演绎方法,以《殷周制度论》等著作“以史治经”,确立了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从制度、民情乃至思想精神入手,重塑中国文明之本源、制度精神之普世价值。陈寅恪所治“不古不今之学”,则从中古史出发,运用历史研究的“总汇贯通之法”,考证中古之思想和风俗流变,构建出一部胡汉杂糅、各教混融、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的历史场景。     

和谐社会构建与西方社会学社会建设理论

引言社会学与和谐社会社会学是由现代性催生并伴随着工业社会的出现而诞生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在诞生之初确立的主旨和目标,就是致力于社会的秩序和进步。而秩序和进步在具体的经验层面上,就具有均衡、稳定、协调与和谐的意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谐社会是“社会学”的题中应有之意,既是这门学科理论和实践的根本标的,也是它存在的意义与使命之所在。纵观社会思想史,从秩序、和谐角度讲社会的例证,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典籍中,都不胜枚举。这一进路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突出特色,和合思想可说是其精髓,其意涵“致广大而尽精微”,影响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