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战后日本公共外交运作模式的演变

战后日本公共外交的运作模式经历了由基本运作模式向改良型运作模式的转变。在基本运作模式中,一国讯息由政府主导下的相关机构及人员发出,经对方国家的信息传播节点后抵达普通公众视野。这种方式在冷战结束后,越来越无法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动员更多的非政府行为体参与其中,构建跨国共同体网络,借助商业模式来传播本国的价值理念,以及将象征本国国家形象的组织嵌入对方基层社会之中,已成为冷战之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日本公共外交运作模式进行改良的主要方向。通过在这些方向上的摸索,日本最终形成了“议程设置式公共外交”“商业模式公共外交”“嵌入式公共外交”三种改良型运作模式。虽然这些运作模式尚未完全成熟,且有些模式真正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别国政策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但其至少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上获得了成功,提升了别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     

论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军事化发展倾向

日本海上保安厅正在朝着军事化的方向发展,这一倾向在三份安全保障政策文件和《统制要领概要》相继公布后变得更加明显。虽然日本政府极力否定这一点,并一再强调海上保安厅的警察属性,但“警”“军”之间的界限持续模糊、两部门间的无缝对接进一步推进都是不争的事实。海警军事化的本质在于海警不断朝着与海军使命相配合的方向扩展职能,并推进自身体系改革,而日本海上保安厅近年来的建设正符合这一方向。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军事化倾向主要体现在行动、装备和人员培育等三个方面。在行动层面,主要体现为海上保安厅与海上自卫队间情报体系、后勤体系和指挥体系的一体化建设;在装备层面,主要体现为武器技术的共同研发和装备互操作性的提高;在人员培育层面,虽然双方分歧较大,但人员交流正在持续推进。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军事化建设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不仅会加深中日间的安全困境,带偏东亚地区的海警国际化合作方向,还会将日本更牢固地绑在美国军事战略的战车上。中国需要高度重视这一现象,并通过国际合作对这一问题进行持续纠偏。     

安倍内阁的中东外交:战略、地区秩序与困局

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中东外交成为日本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重要连接点,日本力图在中东地区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跨国经济环流;通过创建新的能源贸易规则,谋求改变全球能源版图;通过对话扩散价值观及政治理念,在中东地区培育构建全球秩序的支持者。这些战略层面的政策与行动,构成了日本积极主动的中东外交的核心。但在地区秩序层面,日本总是通过平衡各方关系并兼顾与美国的同盟立场,来充当地区政治协调者的角色,故日本的中东外交又往往表现出被动应对的特征。要化解这一内在矛盾,日本只有拓宽自身的战略视野,同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国家开展战略合作,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维护自身利益。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日关系:竞争性互惠结构的内涵与作用

2013年以来,中日两国在外交战略上都开始致力于参与构建地区乃至全球规则的制定,两国在战略层次上的博弈日趋激烈。"一带一路"、TPP以及"印太战略"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两国舆论相互角力的热点。虽然中日间存在某些结构性的矛盾,但这些矛盾的演变并不一定会完全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向前推进。当中日两国实力发生逆转,互动的范围超越双边甚至东亚区域,内容上升到规则、标准、秩序的构建层次后,竞争对抗的因素会在一段时间内凸显,而两国的国际秩序观想要在大范围内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同,就必须与其他国家共同协商,这在客观上提供了彼此观念融合的机会。虽然在理论上并不能排除中日最终形成对立集团的可能性,但由于两国政府都有意愿摆脱现实主义理论所设定的悲剧性后果,所以建构两国间的集体身份认同、加强政治互信仍将是两国未来共同努力的方向。     

冷战后日本国家角色的转变过程分析——基于角色理论的探讨

冷战后日本的国家角色经历了由"民生大国"向"正常国家"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主导东亚政治格局的两个重要双边互动结构——美日和中日,限定了日本所应扮演国家角色的内容,同时也制约了日本的对外行为。面对双重互动结构所形成的中美两国的对日不同角色期望,日本政府分别以角色交替和角色转换的手法来化解自身所承担角色的内在冲突,缓解了东亚地区局势的内在紧张。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政府明显背离了中国对它的角色期望,开始以一个现状改变者的面目出现。这种改变打破了东亚国家间原有的共同期望,加剧了彼此间的不信任感。安倍外交依旧处于"角色试扮演"的阶段,东亚国际政治格局并未像他所设想的那样完成角色的重新分配。日本最终只能回到安倍执政之前所确定的国家角色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