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20世纪的农村土地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墨西哥在20世纪初建立了土地的村社和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并希望通过这两种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农民土地权利均等化和农业发展水平提高等目标.然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之后,农民却愈加贫困,农业生产也停滞不前.为了摆脱农村发展的困境,1992年以后,墨西哥以土地确权登记为核心,以产权明晰为原则,开展了第二次土地改革.这一改革不但化解了大量土地纠纷,而且赋予民众更多的自主发展权.墨西哥的改革经验对于当下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具有一定的反思和借鉴意义.     

宪法学视域中的地方公债制度

地方公债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宪政是多元主体利益的平衡机制,同时宪政又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过程.2009年地方公债制度给我国宪政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变化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果以更加宽容平和的心态考量这一关涉宪政建设的制度变革,人们将会看到这一制度革新对于央地分权以及地方政府"主体性"建构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当然,其间所存在的制度缺漏依然需要在宪政主义的指引下逐步加以解决和完善.未来我国地方公债制度的改革应当在总结中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之上,通过不断探索和试错来实现制度的逐步完善,进而推动宪政制度的建设和发展.     

"民法帝国主义"的虚幻与宪法学的迷思——第三只眼看"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争论

我国宪法学界和民法学界曾就<物权法>(草案)没有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是否属于形式违宪,展开过激烈的争论,而且这种争论并没有因<物权法>的通过而停息.分析双方共识难以达成的原因,进而找出一个较为合理的答案就显得重要而紧迫.尽管民法学出于对法治的向往和对市民社会的渴望,但由于选择了一种不是很合适的论证路径和方式,因而得出了一个值得商榷的结论.毫无疑问,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只有宪法才是"惟一根本法".但是,"宪法是根本法"却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在法律制定中有诸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之类的条款,宪法学界在此问题上的坚守可能是对"宪法是根本法"这一命题的误解.围绕<物权法>的制定所生发出来的学术争鸣既折射了我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种种复杂与艰难之境遇,也彰显了学科之间进行交流与沟通的必要性.     

从家国到人民共和国：“天下-中国”转型的历史逻辑

作为一个政治早熟的文明共同体,中国社会在数千年前就形成了特有的“天下”观和“天下大一统”理论。然而自启蒙运动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民主权”“民主共和”理念的传播,传统以“天子”为核心的君主国模式,因其无力维系国家的和平统一与社会的稳定发展,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在此后的百余年内,中国人对如何统一中国为“真正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艰难且曲折的探索。最终,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基于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国家建构模式,既落实和维护了中华文明“天下-中国”的传统,又符合了民主共和理念的基本要求,同时还丰富了现代民主共和国的多样性,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