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组织、环境和生态批评

本文研究了环境问题是如何考验世贸组织的。它涉及全球政治经济以及生态经济学。第一部分探讨环境问题的处理。第二部分讨论生态批评并对其主要建议做了评价。作者提出三个特别的观点。 (1)环境问题虽然没有荣登乌拉圭回合的议题 ,然而如今世贸组织再也不能对之置若罔闻 :生态批评由于在贸易组织中引进生物圈有限、政治主导的思想 ,已经改变了争论的方向。 (2 )世贸组织秘书处现在能够而且愿意讨论生态批评的实质内容 ;认识到贸易政策处在大有可辩的领域 ,尤其在涉及自由贸易的地位以及均衡、安全而公平贸易的地位的时候。(3)在处理与环境相关的贸易争端时;;世贸组织仍然只限于采用其他方面的标准;;这些标准是由有着各式各样构型的多边协议和具有混合地位的国际政治机构制定的。采用外部标准意味着权威的转移;;这在有关贸易和环境的全球政治经济学中已经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     

凤凰涅槃:多重误植的背景

本文从中外神话传说、宗教、语言、文化交流以及诗评，神话学等入手，梳理了该词误植的的多重背景，中国凤凰仅象征着祥瑞；涅槃又使它具有生卒概念，只有phoenix的植入方使它“再生”。郭沫若当初创作时的知识背景和创作理路较有力地佐证了文中的观点。     

工业化进程中技术学习的动力

本文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它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 ,在与市场竞争、政府政策、公司战略以及社会文化的互动中如何经由技术能力的发展而发生。该分析框架被用于描述韩国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学习的动力。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 ,韩国经验蕴含一连串的启示。     

公共权利与当代中国社会

公共权利是这样一种权利状态:即宪法意义上的每个公民应享受的基本权利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必须由集体和全民的名义代表———各公共(行政、企业、事业)部门根据它们自己的部门法的规定来行使,否则它们难以得到声张。也就是说各种公民权利不能根据宪法上相对应的母权来有效行使,必须得到各公共权力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确认才能得到某种权利①。在公共权利状态下,当代中国社会就有两个病灶:一个是公共权力的滥用,它不能到位地将其合法性建立在个人基本权利的基础上,这一错位大面积地影响“体制内”的人②。“体制内”的边界可以延伸至一个…     

中国的政府、腐败与犯罪

由于中国自 1979年以来就一直进行的放权和开放 ,腐败和犯罪经济的增多或可归因于宏观经济方面不断增加的敞开的机会以及某些严重犯罪能够相对逍遥法外的环境。功能主义者和文化主义者对这一腐败的解释没有考虑到其政治维度。与某些民主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形相反 ,中国的罪犯要成为政府代表毫无可能 ,但个别在地方上有名的政府代表 ,身居要职则可能对经济犯罪的利益广为挑选 ,这同墨西哥的情形一样 ,然后就分享非法所得。     

贫困,微型信贷,圣雄甘地:对捐赠者的教益

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道德、政治和经济议题莫过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捐赠者以庞大赞助削减贫困的努力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三化”即全球化、自由化和私有化驱策的宏观政策与个人计划目标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最明显地表现在微型信贷领域。一方面捐赠者把钱借给微型企业 ,而另一方面“三化”又让这些微型企业难以为继 ,让微型金融机构靠补贴过活。在经济发展方面 ,借鉴甘地思想不失为解决这些矛盾、帮助最贫困者的一个路子。如果捐赠者通过可独立发展的微型企业把更多的资源用于促进工资就业 ,替代由微型金融资助的个体经营 ,那么这将有助于千百万嫌恶风险的赤贫者特别是最贫穷的妇女走出困境。重中之重 ,如甘地所强调过的 ,是将购买力交到穷人手中 ,而且无损于他们的自尊。     

犁、剑、书:乡土中国的历史意蕴与现实图景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社会变迁如今已经大体完结,沉淀下来的社会结构显示出资源再分配过程中权力与资本过分释放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被经济利用观念所调动起来的土地等自然资源和金融资本一起给中国社会筑起了一道高篱。社会整合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中国需要一个对沉淀下来的乡土中国模式的勇敢承认从而寻机超越土地问题。     

《反垄断法》应管管石油巨头的“抱团过冬”

日前,中石油总裁周吉与中石化总裁王天普各自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出席了2009年度的"原油互供协议"签字仪式,决定放弃从前的竞争策略,开始联手保价。专家认为,两大集团的原油互供"很有可能独立于国际油价,可能在60美元左右"。但也有专家表示不看好这种价格联盟。(12月24日《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寒流下,企业之间的"抱团过冬"是一种策略。但是这样的抱团不能侵害公众利益,不能操纵市场,不能垄断市场,不能形成价格联     

前言：从环境理解自身与世界

<正>环境由自然、人类和其他生物的活动和互动构成。环境中的生物行为塑造并且改变环境。生物环境构成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生物环境不因人类看不见或者认识不到其存在的自然完全状态而改变其本质。从生物在环境中的主体性文化和行为能够了解到生物环境的存在状况,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人类社会在生物环境中的处境。     

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整体变革：重温三十年来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中国农村改革首先从土地占有与使用权利的逐步放开入手,近三十多年来演变为众多新惯例和新规范,不仅使土地利用本身发生了改变,而且也深刻改变了土地上人们的生活,其中所发生的劳动分工、迁徙、家庭聚散以及身份、利益冲突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这些变革的社会历史意义迄今未有充分揭示。土地使用权利的变革推动了农民与土地、农村社区、国家的整体性变革,期间所发育出来的意愿、诉求与行动正完成现代社会的构建,目前的研究对这种整体性变革的认知是缺乏自觉的,而这些新惯例与新规范所重新整合的社会生活恰是实践的社会理论产生的渊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