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娘的膨化、越位、回归和变奏——《西厢记》与“红娘现象”

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离不开语言,由于社会的发展,语言不断地在变化、在更新。因此从语言的变化和更新也可以对社会生活乃至人类思想的发展进行考察和研究。我现在只是从这一大的课题中,选择一个具体的问题作初步的剖析。当然,我是立足于戏剧学而进行这种剖析的。 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和古代的社会生活、传统文化有其内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生活语言的内容相当丰富而多样。至于其中“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事后诸葛亮”、“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手掌心”、“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跳粉墙的张君瑞”、“好比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等等,都把文艺作品中创造得非常成功的艺术形象用了进来。这些艺术形象有的有历史人物的形象作为基础,有的则完全是作者从生活原材料加以提炼、概括、集中而成。     

田中谦二及其对元杂剧研究的重大贡献

田中谦二为日本继青木正儿之后，中国古典文学造诣最深之耆宿。其研究方向侧重于中国古典戏曲，而对元杂剧《西厢记》情有独钟。他对《西厢记》的贡献．分别反映在翻译、注释、考证、鉴赏等各个方面、各个层面，可以说是全方位的研究与介绍。他的研究方法也兼顾文献学与文艺学，而且也运用了当代的高科技手段。他不仅与中国学者有较多的交流与讨论，对日本年青一代的中国戏曲家也进行了无微不至的指导，因此，他既是一座跨越中日文化艺术的桥梁，也是日本的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承前启后的一位大师。     

元曲的文学定位与艺术鉴赏——《曲与画·元曲三百首》序

自从焦循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并对元曲作出了较高评价之后,到了近代,王国维再次强调了这种观点,而且写出了《朱元戏曲史》。这部书虽然篇幅不大,却是奠定包括剧曲与散曲在内的元曲之学术地位的力作。曲的地位是否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呢?理论上解决了的问题,在实践上的解决往往还有漫长的过程。     

论“大行散乐”为“上厅行首”及其他——山西洪洞明应王庙正殿戏曲壁画题名考释

山西省洪洞县《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这一幅元代戏曲壁画,是现存研究元杂剧的珍贵文物。但是多年以来题名混乱,对此一横幅之涵义亦多谬解,莫衷一是。有鉴于此,乃作一初步考释。 一、洪洞 胡忌《宋金杂剧考》之《宋代的散乐》章称之为“山西赵城县龙王庙壁画”。书成于1957年。 刘念兹《元杂剧演出形式的几点初步看法——明应王殿元代戏剧壁画调查札记》说:“……距离洪赵县城(原来的洪洞县)西北十五公里,属洪赵县道觉乡。”文章发表于1957年,时间与胡忌文章发表时间相同,县名则不同。 《中国戏曲曲艺辞典》则谓:“绘于山西赵城县(今洪洞县》附近……。”此书出版于1981年。     

明刊本《西厢记》的古本、元本问题——兼谈新发现的徐士范刊本

关于元杂剧《西厢记》,郑振铎写了一些研究和考证的论文。他的主要论点之一是认为刘龙田刻本为隆庆朝所刻,为现存各明刊本中最早者。此外,他说:我们现在很可以大胆的说,万历以至崇祯诸《西厢》刊定者所谓“古本”、“元本”者,本来都不是那末一回事。他们的所谓“古本”“元本”都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之流,原是假借这一个好听的名义以自行其笔削的。在这里,郑振铎根本不承认有古本、元本的存在。具体地说,他认为周宪王本、碧筠斋本、朱石津本实际上是没有的,都不过是“托古改制”的一种手段而已。问题应该分开来谈,校刊《西厢记》的戏曲家和书贾用所谓“古本”、“元本”的名义来盗名欺世的事情,确实是有的,例如书林刘龙田,就是这样的人。但是决不能认为我们现     

凌刻《西厢记》与闵刻《西厢记》

一、产生混淆的原因凌蒙初刻本《西厢记》与闵齐伋(遇五)刻本《西厢记》内容与形式上的异同问题,三百年来是比较混乱的。这混乱何以会发生呢?因为凌蒙初和闵齐伋都是吴兴(湖州)人,年龄也比较接近,他们刻书的活动主要都在明代天启、崇祯(1621-1643)年间。他们刻的书在版式、行款、字体、纸张方面都有些共同点,而又没有校刻者的牌记,容易混淆是难免的。因此,有些书目在著录中就产生了不少错误,例如陶湘的《闵刻书目》把凌蒙初集评,并收进了凌蒙初本人写的《西厢记凡例十则》和《五本解证》的《西厢记》也作为闵刻,这样就根本上否定了凌刻《西厢记》     

古典志怪小说的界定与价值

一、珍惜志怪小说这份文学遗产作为古小说的一种类别,志怪小说似乎一直受到歧视或批判,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杂述篇》中说“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此之谓杂记者也”。列举了他所认为这一类作品之中影响较广的一些代表作。接着他进一步就题材内容有所分类,肯定了“若论神仙之道,则服食炼气,可以益寿延年;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继而,他说“及谬者为之,则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实际上,他除了对服食求仙以及因果报应这两类作品给予高     

善本书过眼录

一明虞山毛氏汲古阁刻本《山居小玩》原收《鼎录》、《刀剑录》、《研史》、《石谱》、《瓶史》、《奕律》、《兰谱》、《答笈》、《蝶几谱》等十种。后来我又看到了另一种版本的《山居小玩》,仍是汲古阁刻本,版式字体均同;但又增收了原来收进《津逮秘书》的《画鉴》。仍是分装二册,内有部分钞补页。     

元代宫廷演出《伊尹扶汤》、《尸谏灵公》辨析

早在1955年,严教易先生于《文学遗产》发表了《论元杂剧》①一文,对于元杂剧与元代统治阶级的关系及其思想性的局限等问题作了多方面的探索,一般都认为此文庸俗社会学的倾向颇为明显.傅璇琮、邓绍基诸先生都写了与之争鸣的文章②.     

毛奇龄对《西厢记》本来面目的探索——《毛西河论定西厢记》所作校注的依据

一 《毛西河论定西厢记》系清初浙江肖山人毛奇龄校注、参释,于康熙十五年(1676)由学者堂刊行。此书考据性较强,当时评价也是较高的,挽传则不广。清道光年间,吴兰修校订他的《桐华阁本西厢记》时,深以未能得毛奇龄本参考为憾事,并声称他日如能得毛奇龄本,将重新校订《西厢记》,可见也颇为推崇。毛奇龄名牲,字大可,号西河。故此书以《毛西河论定西厢记》命名。 毛奇龄本于清代未见翻刻,民国十六年(1927年)有武进董氏诵芬堂石印重刊本。目前国内《西厢记》校注本凡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王季思校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吴晓龄校注本和江西人民出版社张燕瑾、弥松颐合注本。这三种本都在不同程度上参考了毛奇龄本的校注与参释,王季思校注本采用尤多。 二 毛奇龄在他的校注和参释之中,转引得较多的是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中的校注,凡是赞同的,就迳引其原文而不再另作评注,凡是认为欠妥的,引王氏原评原注后,再予以辨析批判。其次,毛奇龄提到“徐天池本”的时候也不少,有与碧筠斋本并列,大都是表示不赞同或有所怀疑的,有时与王骥德本并列,也很少表示赞同,至少是有所保留的。按天池为徐文长别号,而徐文长评释本《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