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务实,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求真务实，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谢宝森（杭州３１００２５）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首先是因为：“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李退溪的用人之道

儒家重人治。寄托于圣君贤相,推行王道政治,是其理想的政治模式。内圣外王,求贤图治,也是十六世纪朝鲜朱子学大家李退溪的经邦治国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环节。他说:“国之所患,莫大于眩虚誉而误用人。”他在用人方面阐发的思想,有不少精辟之见,至今仍不失其价值。(一) 一、君臣一体相辅相成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国之内,国王君临天下,万民臣服。王权的神圣不可侵犯,臣子对君主的绝对服从,这种伦理纲常的规范和政治制度的确定,使君主的独断专行,成为天经地义而合理合法化。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君主妥善调整好同臣民的关系,首先是君臣关系,便成为至关紧要的问题而为历代思想家所关注。     

李退溪的治国安邦策略论

李退溪奉行“明哲保身,以退为义”的处世哲学,实际从政时间很少,且系统论及治世的专门著述不多,正如星湖学派的安鼎福所言:“李子平日论治文字绝少”(《李子粹语·凡例》)。尽管其一生的注意力和侧重点在“修身”,而不在“治国”,但从退溪的著述及言行中,仍可窥见其政治倾向和治世主张。退溪门人金诚一(鹤峰)说:退溪“一以明圣学行王道为本”(《实记》)。阐扬光大朱子学,推行王道政治,倡导“内圣外王”之道,这是退溪治世主张的根本所在。本文拟以此为中心,仅就退溪社会政治学说中的明道论、中道论及民本论三方面,试作论列探讨。     

李退溪的应变之道

李退溪毕生殚精竭虑,探求天道、人事规律。举凡天地构成、人物化生、政治治乱、吉凶祸福等等,都是他关注的问题。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如何认识和对待天灾人祸、内忧外患,预防突发事变,在退溪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体现出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思想家的辩证精慎,不少见解值得借鉴。本文拟就其应变之道的理论和方策,引其要者,约略探讨。一、灾异谴告恐惧修省李退溪在《戊辰六条疏》这篇著名的施政纲领中,对宣祖大王启奏说:“臣闻董仲舒告武帝之言曰:‘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退溪全书》第一册,第190页)上引董子之言,是汉儒董仲舒在汉武帝诏举贤良对策时,回答武帝关于“灾异之变,何缘而起”的问题而发的。汉武帝为求“百姓和乐,政     

李退溪“以退为义”的处世哲学

号称“朝鲜之朱子”的李退溪,是十六世纪上半叶士林隐逸之风的主要代表。他一生安贫乐道恬淡寡欲,深自韬晦不妄交游,退隐山林不乐仕宦。四十三岁以后,竟然七进而七退,其洁身自好难进易退之操守,在当世被誉为“贤者之山林气象”,“士林之廉节高风”。退溪处世的这些特点,与他所处的时代状况、家世以及身世的遭遇,是密切相关的。对此,笔者在《李退溪处世之道述评》(载《浙江学刊》一九八六年第一、二期合刊号)一文中,已多有述及,勿庸赘言。然而,拙见以为,仅此而止,尚不足以窥见退溪处世之道全豹。还须对其处世的理论基础,作更深层次的开掘。为此,本文擬对退溪“以退为义”的处世哲学,着重加以探讨,以补前篇之不足。退溪决意退仕之后,多年来,通过上国王疏札、复友人书信以及答弟子问难等各种渠     

李退溪处世之道述评

一五七○年,被誉为“朝鲜之朱子”、“东方百世之师”的理学大师退溪李混走完了他七十年的人生旅程。李混既是位政治家,又是学问家。但他真正参政很少,且政绩寥寥。故终其一生,与其说李滉是治世有方的高官,不如说他是造诣精深的大儒。李滉一生中,在“从仕”与“治学”之间,一直多有矛盾。他不乐仕宦,却不得不多年任职为官;既同朝政有割不断的联系,又     

朝鲜实学大师李瀷的哲学思想初探

李瀷(1682年—1764年)号星湖,是十八世纪上半叶朝鲜实学的主要代表。实学是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在朝鲜盛行的一种进步思潮,它的主要特征是反对朱子学的空谈性理,标榜“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在哲学思想上,它的主要倾向是坚持并发展了朝鲜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在政治上,它尖锐批判封建专制统治的各种弊端,要求改革和整刷政治、经济,发展生产,富国强兵,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并带有某种启蒙主义色彩。李瀷的最大贡献是使朝鲜实学成为完整的体系。在他的学说影响下,许多著名的学者齐集于他的门下,形成了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巨大影响的“星湖学派”。本文不准备评述李瀷的全部思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