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问之道发微

孟子认为学问的根本宗旨在于而且仅仅在于将人放逸外骛的散心收敛回来,以存人身之主宰。此旨普涵古今中外学问之成败得失,意义深远。其中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始终从“终极关怀”的深度来观照学问的价值,有助于避免为私欲、私意而学问以及为学问而学问的异化倾向,从而使学问始终服务干人生的终极目标,而不至于游离出去,支离破碎,飘泊流浪。孟子的学问之道,不只为儒家所独有,佛、道两家亦莫不然。自觉遵循这种学问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的特征,也是这一传统自始至终闪耀人文主义光辉的一个重要原因。光大这一学问之道,对于克服学术之时弊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中国现代学术规范之省思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既是对现代学术进行检讨,就不能不站在现代学术之外,从更广泛、更悠久的学术背景着眼.如此一来,就不能仅仅检讨现代学术的规范,更为重要的是要检讨学术这一理念本身.     

理解马一浮的障难试析

下里巴人从者众,阳春自雪和者寡.被梁漱溟先生誉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的马一浮先生,其入其学,向来曲高和寡.最近几年,随着国学的升温,马一浮先生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然纵观这些研究成果,浮慕其成就者多,赞叹其躬行者少;识其博者众,知其约者寡:一言以蔽之,大多得其性之所近,述其习之所在,罕有真能步入堂奥而心领神会者.个中原因何在?本文认为当前学界理解马一浮先生的困难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价值取向上的背道而驰,二是学问涵养上的天地悬隔,三是方式方法上的南辕北辙,四是艺心文风的雅俗异趣.     

论儒学的性质

关于儒学之性质 ,现代解家众说纷纭。或谓属于政治哲学 ,或谓属于管理哲学 ,或谓属于人生哲学 ,或谓属于道德哲学 ,或谓属于心学 ,或谓属于理学 ,不一而足 ,莫衷一是。笔者认为 ,儒学在孔子那里只是率性循理、老老实实的生活 ,只是克己复礼、改过自新的实践工夫。孔子所谓“学” ,与今人所谓“学”大异其趣。说他的学问是哲学、知识、技能、艺术或其他任何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学术都不对 ,但他的学问里面又确实包含这些学术的因素。深入探讨儒学的性质 ,对于反省现代学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元代佛教史评议

任宜敏的新著《中国佛教史——元代》是我国佛教史研究领域的一项填补空白的著作。该著在材料处理和写作方法上都有别具一格的地方,在思想和观点上都有大胆创新的成果。但也正因为如此,该著又有可能成为一部极具争议性的作品。本文抛砖引玉,从“两大特点”、“两点不足”和“一点商榷”三个方面,开诚布公地予以评议。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和佛教界的热烈讨论。     

马一浮之学及其定位问题

马一浮学贯中西,精通儒、释、道及诸子百家,最终却以六艺为归。这一取向已非“文化保守主义”所可盖棺论定。马一浮道德学问之造诣同其在学术史上之地位殊不相称,个中原因乃在学术界对其学术定位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马一浮算不算新儒家?马学是不是哲学?马学是心学还是理学?本文试图做一抛砖引玉的解答。     

“贵和”取向与“致和”工夫

建设和谐社会,人多寄望于政府的宏观调控,以为均贫富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利益的杠杆作用固然必不可少,但文化、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更是不可或缺。社会和谐的实现,关键在于辨明“贵和”取向与笃行“致和”工夫。“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价值。中国古圣先贤对于“和”的体认,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惟其如此,在“贵和”的价值取向上许多流行的观念实际上是似是而非的。对此不进行一番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工夫,和谐社会的建设便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贵和”的取向难免导致“失和”的结局。     

从马一浮再思士之为士

士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不仅有其特殊的社会地位,而且在文化上也有其特殊的意义与特殊的价值。当前学术界和普通民众对士的理解,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理解。这种理解基本上是从士作为一个知识群体在历史上的表现和功能,即从“相”和“用”两个维度进行的,对于士之为士的“体”却缺乏深切透辟的体认。之所以选取马一浮作为省思士之为士的典型,不仅因为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孤寂、最笃实地恪守了士的精神,而且因为他对士的本质有与孔子不一不异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