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伯海

钱伯海教授1928年5月出生于江苏泰兴市,在泰兴读完小学和高初中五年,1946年去上海读完高中并考入复旦大学。1951年分配到厦门大学工作至今,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现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平衡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统计学会专家咨询组组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福建省统计     

巴阿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症结所在——一种系统效应的视角

1979年阿富汗战争的爆发改变了巴阿地区的发展轨迹。世俗政权不断式微,本区形势发展逐渐为一种伊斯兰极端主义系统主导。该系统脱胎于本区浓厚的极端主义氛围,有丰富内涵,包括极端主义思想的策源与传播、极端主义活动的策划与实施等四方面内容。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该系统有四方面性状:超脱性、抗压性、蔓延性和排异性。通过四种性状的存在和作用,系统得以自存和发挥影响。面临美国即将从阿富汗撤军的前景,该系统将进一步嬗变。届时,与国际政治力量相抗的抗压性会退居其次,针对阿富汗现政权的排异性将成为系统主要性状,本区形势将呈现新局面。该系统的持续存在有违国际社会根本利益,对其进行改造的国际治理十分必要,而大国合作是这种治理的基础。     

美国理想主义外交传统的历史审视

理想主义是美国外交的一大传统。这一外交传统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即"美国例外论"和"天定命运论"。美国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可分为非进攻型和进攻型两类。按照这两种类型理想主义的相互关系,可以把美国外交史分为三个阶段,以此考察理想主义外交传统的发展演变:两类理想主义并行的阶段;两类理想主义冲突阶段;进攻型理想主义为主导的阶段。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传统,至今仍在延续。     

人格分裂抑或人格重整--从QQ秀看网络传播方式对受众人格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网络的发展,人类越来越依赖于一个中介化、形式化和数字化的标准。网络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物理学概念,它改变了人们的心理状态,对传统的社会规则、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造成强烈的冲击,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危机和问题,其中网络对受众人格的影响就是倍受争议的一个论题。本文仅以QQ秀为例就此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论东盟一体化中效忠转移的困境——从认同政治的视角考察

在东盟一体化进程中,主导性认同归属的转换以及基于此的效忠转移,并非像新功能主义所设想的那样可以轻易实现。地区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使新功能主义所预期的效忠转移陷入理论上的困境。东盟一体化既建构了地区认同,又建构了东盟各国内部的民族认同,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两种认同之间的矛盾。随着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东南亚地区结构会不断演进,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威也会逐渐开始转移,使认同之间的冲突逐渐弱化,进而使效忠转移在东盟未来的一体化进程中最终成为可能。     

实力变迁、道义坚守与大国责任的衡量——新时代中国国际责任的动态界定

随着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中国的国际责任逐渐成为国内外关注的重点议题。如何界定自身的国际责任,如何更好地承担国际责任,成为新时代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国家实力和国际道义是界定一国国际责任的主要依据,国家身份则是调节国际责任内容的重要因素。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实力定位是全球性强国,秉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正确义利观和合作共赢的国际道义观,具有较强国际道义感,并且积极建构负责任大国的国家身份。与之相应,中国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重要国际责任,在区域层次推动经济发展、维护和平稳定,在全球层次建设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发展。实力变迁、道义坚守和身份明晰的态势决定了中国国际责任的发展趋势。中国国际责任的重心正逐步从区域走向全球,从以经济和安全责任为主走向全领域。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仅要平衡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类别的国际责任,还要平衡实力、道义与身份之间的关系,为国际社会作出力所能及且可持续的积极贡献。     

全球化大叙事:批判与超越——全球化文本的后现代主义解读

后现代主义范式对于全球化研究有着独到的视角和方法。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考察,全球化可以作为一个"文本"加以解读。通过后现代主义的"双重阅读",可以揭示全球化文本建构中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消解全球化传统文本的中心论思维;通过进一步的后现代主义解构,可以对全球化的现代性和普遍主义进行批判,"摧毁"全球化这一宏大叙事的内在逻辑基础;在对全球化传统文本彻底解构的基础上,新文本的重构成为必要,而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全球意识和超越普遍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为全球化文本的重构开辟了道路。     

中国—东盟跨境安全治理:制度困境与优化策略

近年来,随着缅北冲突、湄公河航运安全等东盟安全问题的凸显和外部化,中国在同东盟邻国的边境地带面临着一系列外源性安全威胁,对跨境安全治理的功能性需求已成为紧迫的现实。随着治理实践的展开,中国—东盟跨境安全领域已初步形成了一套安全治理的制度架构,包含多边和双边两个层次的治理机制。这一制度架构在治理实践中存在三个层面的制度困境:一是结构性困境,表现为制度覆盖范围不充分、制度架构碎片化、制度发展程度低等结构层面的内在缺陷;二是过程性困境,表现为制度架构在其机制运行过程中面临着多种阻碍因素,治理合作的推进困难重重;三是效能性困境,表现为制度架构难以完成预期的治理目标,存在治理失灵的问题。化解制度困境的关键,在于优化治理体系,推动治理模式的转型:一是从低制度化治理转变为高制度化治理,以消解治理制度的结构性困境;二是从一元治理转变为多元治理,以弱化治理制度的过程性困境;三是从消极治理转变为积极治理,以应对治理制度的效能性困境。     

第二媒介时代网络传播方式对主体自我构成的重构——兼论马克·波斯特的媒介思想

当今世界,媒介在我们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包括传统观念,比如真实观、主体观、身份观等,也包括我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等.可以说,电子媒介更新了我们的生活也更新了我们自身.据此,国外有学者对传统的媒介工具论提出了质疑,对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拓宽了新的思路,指出:电子媒介(尤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正日益成为我们社会的中心问题,值得我们作哲学和文化上的探讨.该文以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的媒介思想为基点,探讨了网络传播方式对主体自我成的重构问题.笔者所力图强调的也正是马克·波斯特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即交流和交往的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和文化的重心和主题.     

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困境与创新

当前世界地缘政治正在发生一系列新变化。地缘政治学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时代性裂痕和理论本身的学理性缺陷使这一学科陷入双重困境,理论的革新成为必要。未来的理论创新可以当前影响地缘政治的四个主要变量为基本维度展开研究:一是全球化,它推动着地缘政治规律的重建;二是区域化,它带动着地缘政治结构的重组;三是多极化,它预示着地缘政治格局的重构;四是信息化,它推动着地缘政治空间的重塑。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创新不仅要反映历时态层面的时代特征,还应具备共时态层面的国家特色,在开拓地缘政治研究新视野的同时,须构建反映中国战略视角、依托本土思想资源的地缘政治新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