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在电子商务中的适用

电子商务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电子商务中的不正当竞争层出不穷,对其健康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可以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下,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规制,从而起到兜底保护作用。在依一般条款认定电子商务中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应在遵守一般条款一般的适用方法的前提下,结合立法目的,考虑电子商务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特征,妥善平衡经营者因市场竞争而获得的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     

论我国公民程序性环境权的完善

公民的程序性环境权——公民在环境事务方面享有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获得救济的权利是实现实体性环境权的最重要途径。《奥胡斯公约》是迄今为止程序性环境权最完善的条约,从比较法的角度,以该公约为蓝本来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公民程序性环境权的主要不足。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完善我国公民的程序性环境权：制定专门的环境信息公开法,或者在《环境保护法》中专章规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拓宽公众参与的范围,明确公众参与的程序,重点完善《环境影响评价法》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建立公民环境知情权和环境参与权的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制度。     

论环境侵害排除与利益衡量

环境侵权是一种新型侵权行为 ,排除侵害是环境侵权的主要救济方式之一 ,由于排除侵害权利的行使往往影响到产业的发展乃至存废 ,因此通常须辅以利益衡量原则的运用。文章分析了排除侵害的意义与适用的困难 ,考察了利益衡量原则在国外环境侵害排除中的运用以及我国环境侵害排除的现状 ,最后对完善我国的相关立法提出几点建议。     

"煮妇"下厨后别忘把脸洗

素手弄羹汤已成为一种时尚,不少家庭主妇都能入得厨房,出得厅堂。但是,煮妇们在厨房蒸、炒、煎、煮时,别把脸过于靠近灶台,下厨后请先洗把脸。因为热气和油烟都可以刺激脸部黑色素的生成,时间长了,美丽的煮妇也会变成黄脸婆。     

泛珠三角区域环境合作:现状、挑战及建议

区域环境合作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产物。本文以泛珠三角区域环境合作为例,探讨区域环境合作的若干新问题。泛珠三角区域各省区在经济水平、环境资源和环境管理等方面存在的梯级差异,为区域环境合作注入了持久动力。与中国其他区域相比,泛珠三角区域环境合作具有基础坚实、机制务实、领域广泛、进展顺利等特色。然而,合作的深化也将面临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环境目标的差异、制度的冲突等方面的挑战。在未来的合作中,应借鉴国际环境合作和推广港环境合作的有益经验,循序渐进、拓宽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深度,进行制度的创新,建立公众参与机制。     

《奥胡斯公约》中的环境知情权及其启示——兼论我国公民环境知情权的立法与实践

《奥胡斯公约》是迄今为止公民环境知情权保护最完善的国际公约,公约详尽地规定了环境信息的范围、信息公开的程序、豁免事由、救济措施等内容。我国公民环境知情权的立法已经形成一个初步的框架,实践中也采取了多种有利于实现该权利的措施,但目前仍然存在着信息公开的范围过窄、行政主体有限、程序不明确、未能配合公众参与制度的需要、缺乏相应的救济措施等不足,《奥胡斯公约》可为我国相关立法的完善提供借鉴。     

论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影响

在环境领域,公众通过环境信息公开了解相关事务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意见,进而向政府提出,在诉求的表达与回应过程中实现磋商互动.本文拟在现有公众参与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及其现状、公众有效参与的评价标准以及目前我国环境信息公开时间、公开方式、公开内容的情况,探讨环境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广泛性、可接受性对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影响,进而提出健全披露的刚性制度、运用多种公开方式、建立公开信息辅读制度以及明确细化信息公开范围等建议,以期形成较为健全和有效的信息公开制度,为公众参与提供坚实的资讯支持.     

论政府在排污权交易市场的角色定位

政府在排污权交易市场的角色定位不明,是造成我国排污权交易长期推而不广的深层次原因。政府角色定位的判断准绳应以排污权的价值实现为本,对政府角色的合理期待应以排污权交易的特殊性为导向;从交易心理学的视角审视,政府不应通过指导定价成为排污权交易的参与者,而是以监管者和服务者的角色关注企业的个体感受,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为排污企业建立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从而发挥环境容量的最大潜力,充分实现排污权交易制度的价值。     

试评析杰佛逊的宗教和法律思想

杰佛逊的法律思想是自然法理念与基督新教的结合,他是那个时代的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杰出代表。他从基督教义中所汲取的不是精神鸦片,而是美国独立运动的正义性与合法性的信念,对全人类的博爱与关怀的崇高境界,以及一个自由民主制度所需要的社会公德。基督教在美国早期法律思想和法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需要我们去进一步认识的。     

中国电子废弃物监管立法述评

我国电子废弃物监管已初步形成法律体系，然而，现有立法仍存在着局限：立法理念停留在“末端治理”，监管环节“重拆解轻回收”，责任分配缺乏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等。完善我国电子废弃物的监管立法，可以通过地方性法规弥补国家法的不足，逐步推进生态设计立法，建立符合国情的回收制度，强化地方政府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