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公探案》：早期“重访历史”类后现代小说

高罗佩系列小说《狄公探案》并非西人所撰公案小说,而是一种杂糅式侦探小说,亦是启迪众多后辈作家的早期后现代小说。高罗佩以现代英美侦探小说的笔法,博采众家之长,重新演绎《武则天四大奇案》等"前文本"公案小说中的情节,淡化断案,突出探案。文本中各种"混仿"与"戏仿"技巧繁衍作为"互文"的母本中反复出现的犯罪素材,文史互证,亦虚亦实。在文本的迁徙中,以"重访历史"为指归的品格得以充分展示。这些作品以遥远时空背景中的陌生化情节迎合英文读者的猎奇心态,将前现代叙事重置于读者熟悉的当代语境中,是此后付梓的《法国中尉的女人》《玫瑰之名》等以"重访"并重塑历史为宗旨的后现代小说之预兆。     

恋父与弑父:《我的名字叫红》的另一种解读

《我的名字叫红》再现了"弑父"这一历史的原初场景。年轻画家杀害或企图杀害文化意义上的父亲,是因为后者垄断了权力和生理快乐,并强令儿子们遵守现实原则。因此,弑父是新势力为达到权力和力比多的重新分配所采取的手段。跳出文本,艺术领域的新旧之争反映了具有双重民族身份的土耳其对西方父亲的爱恨情仇,土耳其及帕幕克像俄狄浦斯那样,走在一条艰难的寻父之路上,同时竭力摆脱来自父亲的压抑。     

论E.A.罗宾逊人物肖像画诗歌的审美心理距离

E.A.罗宾逊的人物肖像画诗歌运用客观叙事方法,侧重观察和记录事件本身,悬置事件背后的本质原因、动机和作者价值判断,消解作家意图和感情,取得了非个人化的效果。这种创作方法客观上为阅读设置了障碍,取得了陌生化效果,延长了读者的审美过程,并且为文本意义的多元阐释提供了可能性。本文从康德美学和心理学美学角度出发,认为罗宾逊的人物肖像画诗歌之所以取得良好的艺术效果,根本在于作家在主观心理和对象之间保持了适度的心理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