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干山旅游优势和发展方向探讨

莫干山,是我国著名的避暑和山岳疗养胜地,又是全国旅游城市——杭州外围的一座名山。近年来,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上山避暑游览的人逐步增多。本文试从莫干山地区优势出发,探讨以旅游为主的综合发展方向。从发展避暑和旅游事业的需要分析,莫干山有三个特点: 从毗邻地区分析,它矗立于沪、杭、宁诸大城市之间。全国重点旅游城市杭州,位于它东南六十     

“刘郎”辨

唐人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首句云:“茂陵刘郎秋风客”,诗中“刘郎”,指汉武帝刘彻。对此,清人王琦在为《李长吉歌诗》作注时指责李贺说;“以古之帝王而渺称之曰刘郎,又日秋风客,亦是长吉欠理处。”现在有些同志对此则加以赞誉,如藏克家同志在谈到李贺为人富有正义感时举例说:“对于汉武帝这样一个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他竟直呼‘刘郎’加以叽嘲。”(《韩愈登门访李贺》,《中国青年报》1980年7月5日)还有的同志说:“李贺对这个历史上曾叱咤一世的汉武帝直呼‘刘郎’,又称他为‘秋风客’,这种大胆的反传统精神,在封建文人中是罕见的。”(《李贺诗五首浅释》,见上海师大编《语文学习》1978年第4期)同是一个“刘郎”,古今论者对李贺的褒贬迥然不同,这里牵涉到对“郎”字的理解问题。据笔     

宋代以来浙江藏书史管窥

浙江是文物之邦,历代来有藏书之风,特别是到了宋代,杭州成为全国的刻书中心。时人有言;木板书以杭州第一,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后人珍视的宋板书有许多是在两浙的杭州、明州(宁波)、婺州(金华)、绍兴、台州、严州(建德)、湖州、嘉兴、衢州等地刻印的,这又为浙江藏书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物质条件。本文就我们管窥所及,对宋以来浙江的藏书史,作一略的叙述。一、皇家藏书     

湖州皕宋楼藏书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之考索与建议

藏书是我国的文化传统之一，尤其是浙江，自宋以来源远流长，著名藏书家、藏书楼迭出。至本世纪初，全国藏书楼以收藏之富称，有四家并列，即是湖州陆心源的宋楼、杭州丁丙的八千卷楼、山东聊城杨绍和的海源阁和江苏常熟瞿镛的铁琴铜剑楼。然而，清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从湖州传出了一个足使中国学术界，藏书界感到震撼的消息：宋楼全部藏书以十一万八千元之价售与日本岩崎男爵的静嘉堂文库。对于宋楼藏书的“舶载以东”一事，汾阳王仪通曾有诗十二通记其事，其十一云；“三岛于今有酉山，海涛东去待西还。愁闻白发谈天空，望赎文姬返汉关。”藏书家董康闻知此讯后初颇感疑，后经证实确有其事，十分痛心地说：“按陆氏《藏书志》（顾注：指《宋楼藏书志》）所收，俱汪浙诸名家旧本，古芬未坠。异域言也，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也。为太息累目。”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宋楼藏书虽然东流入静嘉堂文库已经８８年，但影响至今犹在。对于宋楼藏书之价值、出售经过与原因等有探讨研究的必要。     

试论浙东学术与浙东藏书关系

明末清初以黄宗羲、万斯同等为代表的浙江史学派的形成,有其政治、社会等原因,但毫无例外,他们的学术成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他们都拥有大量的藏书,例如黄宗羲有续抄堂,万斯同有寒松堂等.黄宗羲为学术研究还四出访书,曾得范氏同意破例登天一阁,“悉发其藏”得读未见书；又赴绍兴钮氏世学楼、祁氏澹生堂抄书,后又得读南京黄居中千顷堂、常熟钱谦益绛云楼等江南著名藏书楼所藏图书,为其学术研究搜辑资料,他的学术成就和藏书楼关系甚为密切.黄的弟子万斯同和后来全祖望等浙东史学派的学术成就几乎都与丰富的藏书有关.故而,浙东学术和浙东藏书事业的发达是密不可分的,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原藏南宋缉熙殿《洪范政鉴》《文苑英华》传承考索

南宋理宗缉熙殿原藏之<洪范政鉴><文苑英华>历时七八百年,迭经战乱,今尚得完好保存,这在中国藏书史上可谓是个异数和特例.本文主要探讨其传世原因和传承递藏关系.     

“王维评画”辨讹

近日从一家发往国外的报纸和一份全国性的杂志读到三篇文章,都谈到“王维评画”的故事,说王维见壁画“按乐图”而微笑出神,旁人问他是为了什么?王维答曰:“这画是描写《霓裳羽衣曲》的第三叠第一拍的。”人们集乐工演奏,果然乐工的口和手在乐器上的方位以及动作姿势与壁面上描写的完全符合。这个故事是够吸引人的,但却不可靠。     

略论浙江藏书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浙江藏书家对中国文化作出过重要的贡献,试以清代而言,清初曹溶《流通古书约》对于古籍整理。流通的真知灼见,对今日古籍整理出版仍有启发作用;清中期宁波、杭州等地藏书家对编纂《四库全书》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而清末丁丙对文澜阁之重修、保护库书以及补抄,其功自伟。其他如浙江藏书家中有许多人创建藏书楼,其目的是为乡邦培养人才,这对浙江历史上人才辈出有一定的关系。至于如卢文弨的整理校刊之功,李慈铭的叙录题跋之力,对学术研究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本文在考察浙江藏书史的基础上,结合以下三个问题,对浙江藏书家的功绩作一简单的评述。一、保存和传播了中国古典文学典籍     

关于《蒲松龄与王士祯》的一点补正

侯岱麟同志的《蒲松龄与王士祯》一文(载《读书》一九七九年第六期),考定《三借庐笔谈》关于“王渔洋欲以三千金”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诸说为以讹传讹的不可信之谈,分析有理有据,读来令人信服。但他在引用蒲松龄《与王司寇》(“尺书久梗……”)一信时,把写信时间断为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认为此信是蒲翁在王士祯赠的《古欢录》后,为答谢而作,这却有误。诚如侯岱麟同志所说,此信的重点是婉转地忠告王士祯,请他另行安置前逃的淄川蠹吏康利贞,故此弄清康的盘剥淄川人民的时间是其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