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新论

产权的实质,是人们在财产运行中维护和增进财产收益的各种权利。产权有别于所有权的基本点是产权客体的不确定性和主体随机变换性。弄清这一点既有助于摒弃“两权分离”说,又有助于摒弃一些虚构的所有权概念。随着生产者、投资者、管理者三大权利主体产权的变化,导致了产权结构从封闭到开放的演化趋向。本文通过对产权系统运行目的及实现机制的分析,指出我国承包制对增强企业活力的作用有限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理清产权关系,缺乏规范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文章最后指出,研究产权,不能只关注投资者产权,也要关注管理者和生产者产权,这对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具有重大意义。     

论差异共有制

长期以来,在所有制形式问题上,人们习惯于作出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划分,似乎非此即彼,不可能有第三种所有制形式。这种僵化的所有制观念已经越来越难以解释和规范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本文提出差异共有制的概念,并试图说明差异共有制是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一种所有制形式(也即第三种所有制形式)以及差异共有制这一科学范畴所具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法人产权的性质和独立化原理──兼论国家股占大头与构建独立法人的矛盾

论法人产权的性质和独立化原理──兼论国家股占大头与构建独立法人的矛盾丁建中一、法人产权的性质在讨论法人产权的性质之前，先要讨论一下什么是法人。这里的法人，指以股份有限公司为典型的营利性社团法人。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私法人，既区别于国家机关和地方自治团体等...     

论商品价值的三维尺度

商品价值的“一维尺度论”存在理论误区。“边际效用尺度论”只抓住了价格——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未能触及价值本身,没有说明价值的真正来源,因而不可能指出价值的真正尺度。“劳动价值论”只看到商品生产耗费了人类的劳动,而忽略了商品生产在耗费人的劳动(人力资本生产力)的同时,也耗费或占用了土地(自然资源)中蕴含的自然生产力以及以工具、材料为载体的物力资本生产力。 “三维尺度论”认为,商品价值是自然生产力(土地)、物力资本生产力(资本)、劳动资本生产力(劳动)的三元函数。商品价值及其增值的原因是三种生产力协同耗费的结果,所以衡量商品价值不应只是劳动耗费这一尺度,而应是三维尺度。 三维尺度完善了三元价值论,发现和运用真正的价值规律,并为检验价值分配的公正程度或剥削程度提供了尺度。     

虚拟资本所有权与现实资本所有权的分立——论股份制改革的根本特征

以往人们谈论西方股份公司的特征时,总是以股东的资本所有权与管理阶层的经营权相分离作为主要特征。这种传统的“两权分离”说其实似是而非。我们深究一下,不难发现,原先分散的股份资本一旦投入公司运营,就联结成公司集中的现实资本,股东不能也无权抽回。这就是说,股东丧失了或让渡了以股份投入的资本所有权,作为代价或交换,股     

对我国农民兼业发展的探讨

在农民兼业问题上,我国学术界曾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认为我国“农民兼业已得了普遍的发展”,兼业化“是历史的必然”;另一种是认为“农民兼业化是一种可以左右或暂时的社会经济现象,并非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均带有片面性。观点的持有者没有对兼业现象存在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作出基本分划,没有认识到农民兼业发展的不均衡性和阶段性,也就无从把握兼业现象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发展、消亡的规律,因而也就不能为制定正确的兼业发展政策提供依据。因此,全面、深入地探讨农民兼业问题是必要的。本文即对兼业成因、兼业发展的非均衡性、阶级性以及引导兼业发展的政策作一浅略的探讨。     

论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及改革的目标模式

论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及改革的目标模式丁建中，陈贵江我国农业经过８０年代中前期的大发展以后，几经徘徊，近期增长势头仍欠力度，与农村工业生产迅猛发展的势头形成强烈反差。究其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一个基本原因是：农地产权关系从而农地产权制度未能随着农业生...     

论地租决定、界定、循环三法则

地租问题作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人们一直关注并易引起争论的问题,而其焦点和难点是以下几个方面:地租是如何决定和界定的?地租这部分价值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如果是真实的,其源泉是什么?真正的归属又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实际上成为不同价值理论的分水岭.笔者曾在以往发表的论述“三元价值论”的文章中涉及过这些问题,但尚未系统而充分地论述过.本文试图通过论述地租决定、界定、循环三法则,比较全面和明确地解答上述问题.     

我国农民兼业发展规律初探

在农民兼业问题上,我国学术界曾出现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农民兼业已得到普遍的发展”,兼业化“是历史的必然”;另一种观点认为“农民兼业化是一种可以左右或暂时的社会经济现象,并非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均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观点的持有者没有对兼业现象存在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作出基本划分,没有认识到农民兼业发展的不均衡性和阶段性,也就无从把握兼业现象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发展、消亡的规律,因而也就不能为制定正确的兼业发展政策提供依据。因此,全面、深入地探讨农民兼业问题是必要的。本文即对兼业成因、兼业发展的非均衡性、阶段性以及引导兼业发展的政策作一粗浅的探讨。     

农业劳动力从“宽乡”向“狭乡”自发迁移现象分析

我国隋唐时期行均田制,为调节“宽乡”(地广人稀)与“狭乡”(地狭人稠)的人口分布和贫富差别,官府鼓励农户自狭乡迁宽乡,准许狭乡受困者卖掉所分田,到宽乡另给;宽乡则鼓励居民垦荒,减免租徭,招辑流亡,将未分土地借给农民垦种。均田制以及官府有计划地组织农民从狭乡到宽乡的迁移政策,曾在一定时期内支撑了唐朝的强盛与太平。在以农业为本、工商为末的农业文明时期,农民从狭乡向宽多迁移有一种自然的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