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修未密 后出转精——《〈说文解字〉论纲》序

关于《说文解字》,前人多有著述 ,各有优点和不足。钟如雄《〈说文解字〉论纲》博采众家之长 ,力避各家之短 ,故其整体构架乃前所未有 ,秩序井然 ,条理粲然 ,前后照应 ,左右逢源 ;在研究消解旧说的基础上 ,阐发己见 ,别开生面 ,尽心尽力 ,毫不因循苟且。这是著者多年钻研、深思熟虑的结果 ,可谓“前修未密 ,后出转精”     

词义拾零

一、翳桑 《左传》宣公二年:“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杜预解“翳桑”为“桑之多荫翳者。”新编《辞源》(2512页)和徐中舒的《左传选》(116页)主此说。清代的江永、王引之认为翳桑是地名,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修订本29页)和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661页)主此说。今人陈其猷则认为“翳桑谓枯死之桑也。”(《吕氏春秋校释》897页)我赞同陈先生的解说,理由如下。     

乾嘉时代的语言学

引言公元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初,在我国是清王朝的乾嘉时代。若把清代语言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乾嘉时代正是最具特色的第二阶段。清代著名的语雷学家江永、戴震、钱大昕、段玉裁、桂馥、邵晋涵、王念孙、郝懿行、王引之、阮元、江有诰等,都出现在乾嘉时代;一批语言学名著如《古韵标准》、《四声切韵表》、《声韵考》、《声类表》、《六书音均表》、《谐声表》、《入声表》、《古无轻唇音》、《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说文义证》、《说文解字注》、《尔雅正义》、《尔雅义疏》、《广雅疏证》、《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等,也都出现在乾嘉时代。乾嘉时代的语言学是中国古代语言学最后的、也是最为竦桀的一个高峰。     

《汉唐方志辑佚》标点商榷

《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辑录了久已亡佚的汉唐地方志书达440种,40余万字。吉光片羽,极为珍贵。辑佚者用功之勤,采辑之广,令人钦佩。唯标点尚有瑕疵。今以该书页码先后为序,举例讨论。11页:陈留县裘氏乡,有澹台、子羽冢。按:澹台子羽即孔子弟子澹台灭明。澹台为复姓,子羽是字。标点者将姓与字点断,误以为是二人合一冢。22页:许嘉年十三,父给亭治道坐,不竟,当得鞭。嘉叩头流血,请得免,由是感激读书。按:“坐”是动词,为法律用语。“父给亭治道,坐不竟,当得鞭。”“坐不竟”意为因“治道”未能如期完工而获罪,应当受鞭刑。…     

先秦诸子的语言理论

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发展,都不可能是偶然的、孤立的,它们总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语言学也是这样。我国先秦时代,还没有产生专门研究语言的语言学家,语言学也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在春秋(末年)战国学术思想大解放的时期,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尸子,申子、尹文子、公孙龙子、管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在对哲学问题、逻辑问题、政治问题进行争鸣的同时,都对语言问题发表过许多重要的意见。这种情形,跟古希腊人对语言的研究很有些类似。丹麦语言学家威廉·汤姆逊     

永远要以振兴中华学术为己任——《语言丛稿·自序》

自五四运动以来,我国的语言研究始终以学习欧美为学术潮流。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探索、钻研、奋争、积累,不少有识之士明确提出: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在取古今中外学术精华的同时,必须自强不息,必须在世界学术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一学术观念,随着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进程的加速,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以及语言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是的,不自主就不能创新。为此,一向鼓励学术创新的本刊特辟“走中国语言学自主创新之路”学术讨论专栏,支持中国语言学研究走自主创新之路。本期隆重推出的何九盈、鲁国尧、孙玉文三位先生的文章,都主张不崇洋、不排外,强调中外平等对话,旨在引发大家的学术探讨热情。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学者参与这一话题的讨论,共同促进中国语言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