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证因与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兼与麦尔维尔的《白鲸》相比较

郑证因作于1941年的武侠小说《鹰爪王》,以宏大篇幅叙述单线故事,以"恩仇结"与"群英会"为纵、横结构线索,将情节叙事和文化叙事交织起来,形成了繁复与简约的良好结合,开拓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叙事模式的新境界,对古龙、张艺谋等都有影响.这种风格,与麦尔维尔的《白鲸》有异曲同工之处,都可以为当下小说创作提供借鉴.     

新世纪中国少数民族英语教育研究进展

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英语教育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跟汉族学生相比仍然存在着起步晚、底子薄等弱点。文中对最近十余年的少数民族英语教育文献资料进行归纳整理,总结了制约我国少数民族英语教育发展的多种因素以及研究者提出的各种措施。     

从意识到方法:"文化研究"对现代性学术体系的批判

"文化研究"应被理解为对20世纪后半期西方知识运动的一次整合,从意识到方法,"文化研究"都突破了现代性学术体系的限制,在人文知识中破除了独立性、专业性、客观性三大神话,突出经验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重视跨学科研究对人文知识整体性的修复.     

美国后现代语境下的爱情诗

20世纪60年代以来,进入后现代的美国社会极度物质化,人们的情感日趋沙漠化,表现在爱情诗上,可以看到自古以来被无限讴歌的爱情已经失去了夺目光芒。后现代爱情诗通过意象的日常化、语调的零度化、视角的他化以及音乐性的缺失,体现着后现代爱情日常的悲哀。     

文化反思时代的文体学研究(笔谈)

编者按:近几年的中国文学在众声喧哗之中似乎逐渐凸现了自己的"主潮",这就是对于作为文学存在的语境--思想史与社会文化史的关注.但这样的倾向是不是也可能出现离开文学文本的弊端?这也是许多学界同人正在热烈讨论的问题,为此,本刊特地约请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李怡教授为我们主持了一组"笔谈",希望在一个强调"文学之外"的时代重新唤起人们对于文本、文体这些"文学之内"事物的兴趣.我们相信,正是多种倾向的同时存在,才最终构成了文学研究在总体上的健康发展.     

民族预科"民考民"学生英语教学改革实验研究

针对"民考民"学生在预科学习英语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于"民考汉"学生的教学目标,采用"分班"和"混班"的教学组织模式,使用基础教材和扩展教材两级并行的教材体系,融合语法-翻译法和交际法而形成具有针对性的折中法(Eclectic Method).2000级至2004级的5年预科英语教学实验说明,上述方法是较有成效的,但也还需要进一步加深学生对语言文化感受能力的理解性培养.     

再论金庸"反武侠":终结还是开端

金庸小说的“反武侠”作为一种明确的文化自觉,在武侠小说中实现了两个根本性的转型:一是以“人性”在武侠小说情节系统中核心地位的确立,完成了从“武侠本位”向“小说本位”的转型;二是以“自由”在武侠小说观念系统中核心地位的确立,完成了从“正义核心”向“自由核心”的转型。这两个转型使武侠小说超越单一文类而获得多重文本指涉。因此可以说,金庸小说既是一个旧武侠时代的终结,更是另一个新武侠时代的开端。     

民族文化教育纳入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英语教学的尝试

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生、高层次骨干人才硕士研究生的基础强化培训是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的重要内容.对于如何通过教学改革以推动高校少数民族预科生基础强化培训这一问题,卢华语认为,课外延伸活动适用于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具有特殊性和重要性,应将课外延伸活动纳入学科教学活动,注重计划性、针对性及其理论与实践研究.范奎山认为,少数民族预科教育要重视教与学的动态过程,突出文学类课程在少数民族预科教育阶段的重要性,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与情感熏陶,完善文学类课程的结构和设置.孙卫红认为,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的“高等数学”课程教学应采取多种方法相结合,即:面向全体学生与关注个别学生相结合,理清知识结构与“开枝散叶”相结合,数学语言、文字表述与思维训练相结合,夯实基础知识与深化拓展课本知识相结合,数学思想方法训练与人文素质培养相结合.何开丽认为,应建立一套适合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的英语课程体系,以满足他们对文化和英语的学习需求.卢炳惠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到西南大学少数民族预科生英语学习情况,分析了非智力因素对少数民族预科生英语学习的影响,并就如何发挥非智力因素在少数民族预科生英语学习中的积极作用提出对策.     

中国农业现代化管理跨世纪发展分析

２１世纪将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与创新将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起到强烈辐射及全面渗透的作用，也将是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迅速发展及全面实现的历史时期。面临世界农业的纵深发展和我国农业结构转型、体制转轨、对外开放的宏观态势，对我国农业发展而言，既有机遇又...     

苗族生命伦理观与沈从文的侠义叙事

沈从文侠义叙事有着丰富的文化背景,湘西苗文化是沈从文的文化自觉,对其文学创作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苗族生命伦理观念决定了作品中侠客义士的血性冲动,在行侠仗义的价值追求和理性原则上与中国传统侠文化不太一致;面对危机中的大中华民族和苦难中苗族的民族立场选择,决定了侠义叙事中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和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