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法律化路径探析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高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质量与效果是值得重视的问题。由于立法的缺失和规范的空白,目前我国企业自愿性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存在诸多弊端,亟需通过立法确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规范披露的内容、形式、程序等。建立强制性与任意性相结合的法律体系,引入“不披露就解释”原则,以满足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情况和信息披露的现实要求;确立企业内部负责和第三方机构审验制度,确保信息披露的可比性、完整性、平衡性、实质性和可靠性,由此建立起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反身法规制路径,通过信息披露机制促进企业提高社会责任的承担水平。     

权力经济向法治经济的伟大变革——中国经济法制建设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是经济领域市场导向不断强化和经济法制不断完善的过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市场机制与现代法治逐渐融合的三十年,是私权开始受到尊重,公权不断得到约束的三十年,是计划经济一步步让位于市场经济,法治经济渐渐取代权力经济的三十年。尽管法治经济的终极目标在我国还未完全实现,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法制积淀为中国法治经济的最终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构建法治经济,维护法制尊严,进一步确认私权,有效约束和制约政府权力,实现经济民主,仍是当前法治建设的根本任务,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由之路。     

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现实困境与发展途径——基于经济法视角的探讨

在当前发展转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显著地非传统性特征,他们面临着保障权益的缺失和现实的生存困境。基于经济法视角建立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有效途径应为:逐步消除新生代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差异,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逐步建立公平就业、平等教育体系,合理分配经济资源;统筹城乡发展,实现总体经济可持续发展。     

公用企业社会责任论纲——基于法学的维度

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应避免道德化.公用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企业,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公用企业特殊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公用企业要承担不同于一般商事企业所应当承担的特殊类型的社会责任.公用企业特殊社会义务有必要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与水平适时地转化为法律上的强制义务、倡导性和任意性要求,通过与企业内生自律和外源性助动实施路径形成相应的制度合力,从而使公用企业更好地承担其社会责任.     

再论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调和机制的构建——从企业合并控制的视角看我国反垄断法的改进

如何处理好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关系以及当前我国反垄断法立法和执法应该如何构建协调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机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产业政策和代表竞争政策的反垄断法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他们都是国家总体经济政策的一环,只是在具体适用范围、调整手段上存在着差别。反垄断法与产业政策之间应该是一个相互支持、相互补充、互动发展、拾遗补缺的关系。在反垄断法与产业政策并行的时代,建立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调和机制十分必要。我国反垄断法刚刚开始实施,竞争执法机关也刚刚建立,经验不足,具有可操作性的是借鉴台湾"公平交易法"的相关规定,对我国反垄断法作出修改,从而构建产业政策与反垄断法的调和机制,以实现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良性互动,发挥两者的综合协同效应,促进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中央代发地方债券的经济法分析——兼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法治化进路

中央代发地方债券是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举措,但存在诸多法律隐忧,主要表现为多重的风险类别与模糊的责任边界。完善中央代发地方债券的监管机制与争端解决机制是匡正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必然选择。实现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法治化,需要在形式法治上修订《预算法》和制定《政府间财政关系法》,在实质法治上则需将"实质合理性"与"社会妥当性"注入财政体制的内核。     

一元制公司治理结构下董事会的功能检视与再造

正值公司法修订草案引入一元制公司治理结构之际,重新检视董事会在中国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与功能面向具有特殊的意义。面对监事会制度长期以来的形骸化现象与混合模式下出现的公司监管重叠与监管中空等现实问题,监督型董事会在中国公司代理权下沉现象普遍存在的背景中将应运而生。相比于传统董事会,监督型董事会以其在公司治理中的监督功能为核心,尤其在监事会缺省的一元制语境中更应作为公司内部监督机关而发挥作用。在保证主体独立性与对象全面性的基础上,新架构下的董事会将能实现监督的灵活性与深入性,宜建构强化弱势股东话语权的选任机制、保障监督主体抗衡力的行权机制、创新多元的激励机制与权责适应的追究机制,从而充分发挥董事会的监督功能,进而推动中国公司治理实践与现代公司制度的良性发展。     

论我国产业政策与反垄断法的时代调和

2008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开始实施.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反垄断法立法缺位,倾斜性产业政策大行其道.倾斜性产业政策与<反垄断法>是在调和中共存,还是非此即彼,在当今的中国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时代命题.转轨时期的特定背景,决定了我国要综合运用产业政策与反垄断制度的协同效应来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应该确立反垄断法适度优先地位,摆脱对产业政策的盲目崇拜,同时为产业政策预留必要的制度空间.     

论我国产业政策与反垄断法的时代调和

2008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开始实施。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反垄断法立法缺位，倾斜性产业政策大行其道。倾斜性产业政策与《反垄断法》是在调和中共存，还是非此即彼，在当今的中国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时代命题。转轨时期的特定背景，决定了我国要综合运用产业政策与反垄断制度的协同效应来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应该确立反垄断法适度优先地位，摆脱对产业政策的盲目崇拜，同时为产业政策预留必要的制度空间。     

推进中原经济区跨越式发展的金融法制建设

金融发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核心。近年来,河南金融虽然发展很快,但要满足中原经济区的跨越式发展之要求,依然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具体应从培育和发展多层次、多元化金融机构,鼓励金融工具创新,加强信息披露和监管以及完善区域性金融市场建设等方面入手,从而实现中原经济区金融业的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