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刑法》第306条罪名设置的若干问题

众所周知 ,刑法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 ,起着打击犯罪 ,保护人权 ,维护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稳定的重要作用 ,但是刑法是一把双刃剑 ,它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也可能伤及无辜。因而其罪名的设置应该极其慎重 ,不能随心所欲。罪名设置是立法者在对社会现实作深入考察之后进行抽象立法活动的结果 ,是体现其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过程 ,故应该有其内在合理性。但是在新刑法颁布实施后 ,刑法第 30 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妨害证据罪”这一罪名却在法学界尤其是律师界引起了激烈的反对 ,甚至有人称此罪名“猛于虎也” ,或喻此为一把悬在律师头上的“达…     

慢性心力衰竭与心脏康复

<正>慢性心力衰竭(Chronic heart failure,CHF)是一种常见而复杂的临床症候群,是众多心血管疾病的严重阶段及其最终转归之一。欧洲心脏病学会(ESC)估计,在欧洲47个国家的10亿人口中,CHF患者约占总人口的5%,50岁年龄段CHF的患病率为1%,80岁年龄段已升至10%,CHF的年发病率在45~54岁人群中为0.2%,在85~94岁年龄段则为4.0%,     

论《唐律疏议》目的解释

《唐律疏议》是中国古代以疏解律的典范。释律者在解释的过程中,注重综合考量,合理运用目的解释,遵循条文具体目的服从抽象目的、个别目的与整体目的相结合原则。《唐律疏议》目的解释的技巧非常成熟完善,有效地弥补了法律可能存在的缺陷并维护了封建伦理纲常。依据解释形式和解释结果状态的不同,可以将《唐律疏议》目的解释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唐律疏议》目的解释承载了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优秀的智慧和经验,它在促进礼法融合和指导司法审断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其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于唐代法律解释的理解,还可为当代的立法解释提供有益借鉴。     

双重跨越与整体表达——辜鸿铭儒经英译的跨文化阐释

典籍是承载一个文化体系主要特征的显性符码,而典籍翻译则是一种显明的跨文化阐释行为。在儒经英译过程中,辜鸿铭构建了一条“归化性文化阐释”和“补偿性文化阐释”互相作用的文化阐释路径。辜译儒经通过归化性文化阐释,实现了朝向西方性和现代性的双重跨越。通过补偿性文化阐释,以核心概念词特殊英译形式和副文本阐释的方式,形成了一种指向儒家文化乃至中华文明本质的整体表达。辜译儒经的成功经验,对当前中华文化对外输出提供了有益启示,只有在对传统典籍进行归化性文化阐释的同时,保持典籍文本的整体性意涵,才能有效推进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     

清末民国华洋商标纠纷及其裁处

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商人纷纷来华投资设厂，中外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华洋之间商事纠纷大量出现，华洋商标纠纷是其中典型。华商与洋商之间围绕着商标是否侵权以及商标侵权成立时如何赔偿等问题而纠纷不断。华洋商标纠纷可因仿冒商标、假冒商标、销售假货等原因而划分为不同类型。华洋商标纠纷的裁处主体包括官方与民间，前者多用诉讼，后者则多依调解。国家法律和人情事理是华洋商标纠纷裁处的最主要依据。华洋商标纠纷影响深远，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可为今天的涉外商标纠纷解决提供有益借鉴。     

重构翻译研究的认知图景 开创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

在概述认知语言学在翻译研究的作用和影响的基础上，提出翻译研究正在发生“认知转向”。通过探讨翻译中“认知转向”的基本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作者从“格式塔”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认知的隐喻与翻译等几个方面探讨了认知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的作用。这给提倡重视“过程”，而不是“产品”的当代翻译研究提供了资源和拓展自身空间的契机。通过重构翻译的认知图景，作者认为，国内翻译研究正在发生“认知转向”。     

略论"情判"的价值取向

"情判"作为中国传统诉讼中颇具特色的审判模式,是指司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根据情或情理作出判决.它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相适应,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情判"以和谐为总体价值取向,无讼和追求实体公正则是和谐在情判领域的具体价值取向.在这些取向的指引下,司法官判案时力图做到法顺人情,情法相合.     

施莱尔马赫异化翻译策略之历史文化成因探究

德国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理论,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成因。从如何对待异域文化来讲,施莱尔马赫强调保留和尊重异域他者语言文化。异化翻译策略作为一种文化理念,还体现了德国的精英主义意识,与当时德国抗击法国霸权主义文化密切相关。正是通过翻译吸收他者的语言文化的异质性,德国积累了文化资本,构建了自我民族认同。     

论刑罚权的概念与特征

刑罚权源自社会化人性需求,并始终依附于统治权,是法权之主体创制、适用刑罚以达到相关目的之权限与权能。刑罚权具有相对于统治权的依附性、品格的独立性、共振性等特性。     

回顾我省农民思想家杨伟名的经济思想

杨伟名是我国杰出的农民思想家,堪称市场经济之父。早在20多年前,他就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期的经济思想,理论水平之高在时人中是十分罕见的,诸多万言书难以望其项背。而陈述之坦率、行文之从容、语调之平实、语言之练达、比喻之生动、观察之细腻、态度之理性、意见之尖锐、问题之逼近、判断之准确、思想之深刻令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