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的纲领——学习邓小平同志第四次文代会《祝辞》及其他

1979年10月,当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挣脱“四人帮”的枷锁起死回生、开始在思考、探索中前进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祝辞》以马克思主义的远见卓识,正确总结了我国三十年来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点,全面地辩证地解决了文艺理论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方面的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它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对毛泽东同志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进行严肃的科学的分析,既敢于放弃某些过时的、不妥当的言论,     

艺术辩证法断想

艺术辩证法问题,是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中的一个急待解决的实际问题。以往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很少有人去谈论这个问题,更谈不上系统的理论研究,因而也就难以自觉地运用艺术辩证法去指导自己的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在我们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中时常出现一些违反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现象。譬如,生活本来是丰富多彩的,人物性格本来是多种多样的,可是我们有些同     

含蓄也是文艺的基本规律之一

六十年代初期,我省文艺界曾经对含蓄问题进行过将近一年的讨论,当时的《奔流》杂志以百家争鸣的精神,组织和号召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从61年8月到62年7月,前前后后陆续发表了十二篇不同观点的文章。讨论的结果是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含蓄是文艺作品的艺术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之一”,“也是作品成功的条件之一”,并明确指出:“一件艺术品如没有含蓄,则一览无余,值不得你去回味的。”第二种意见则与此正好相反,认为“含蓄是艺术表现手法的一种’,“含蓄有含蓄的特色,直叙有直叙的长处,它们并不互相排斥,并不发生谁为贵谁为不贵的问题”。如果把“含蓄这个艺术创作上的非规律的东西说成一个‘基本规律’,对艺术创作是无益的,首先,容易导致作者去为含蓄而含蓄;其次,大家都去追求含蓄了,就可能形成表现方法上的‘千篇一律’。”     

通俗文学面面观

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生活急骤变化,通俗文学像一道强烈的电波冲击着我国的文坛,吸引了数以千万计的读者.从中央到地方,各种文艺团体多少来惨淡经营的“雅文学”在通俗文学的挑战面前,显得非常被动,订户一减再减,有的干脆改换门庭,另谋生路;有的勉强支撑,叫苦不迭.而通俗文学其势如雨后春笋,锐不可挡.又是国内创作,又是海外引进,并加上港台作品的大量翻印,实乃五花八门,洋洋大观.一部通俗文学书籍,往往能印制几万册,几十万册,甚至上百万册;有的出版后     

评苏修反动诗人叶夫图申科

自赫鲁晓夫叛徒集团上台之后,有一批自称是“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产儿”的所谓“第四代作家”涌进了苏修文坛。他们与那些老牌修正主义作家,在斯大林时期受过批判的作家,以及二十大后蜕化变质的作家,汇成一股黑浪逆流。而在这股逆流中,习“第四代作家”的头面人物叶夫图申科,堪谓名噪一时。美国《星期六评论》周刊称他是“苏联创作中的异教徒”。法国《快报》赞他是“苏联代表着前途的新一代的发言     

继承和发扬中国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

在文学艺术史上,由于作家、艺术家对文学艺术的见解和艺术风格的不同,形成了许许多多的文艺潮流或文艺流派。这些潮流或流派尽管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但最主要的潮流或流派只有两个: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尤其是现实主义,更是源远流长,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与发展,起着无可比拟的巨大作用。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现实主义的原则,就是生活本身所给予的原则。换言之,现实主义是从生活出发来解决创作上的各种问题的。所以历史上许多杰出的文艺家都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现实主义也就     

跃进中州跃进歌——谈“红旗歌谣”中的八首河南民歌

郭沬若、周扬两位同志编的“红旗歌谣”出版以后,我就不断阅读。越读我越兴奋,越读我越激动。“红旗歌谣”的的确确是我国诗坛上的一面大红旗,是大跃进时期一颗金光闪闪的诗的宝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