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哲学意蕴——以《关雎》、《鹤鸣》为例

<关雎>、<鹤鸣>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意蕴.<关雎>描述君子对淑女的思慕复杂情感,以匮乏的方式突显以情相感、因感而通、因感通而有人际、天人之际的建立与呵护.<鹤鸣>中的鹤鸣、游鱼、树木诸景物呈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乐园经验.如何由情感见证际,进而在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天的情意绵绵中呵护并守护际,重建生趣盎然的人间乐园,这或许构成了现代世界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通过对<诗>的哲学阐释,我们尝试突破现有中国哲学研究范式所划定的界线.     

经典“阐发”和哲学话语创新:郭象《庄子注》的启发

本文考察郭象《庄子注》在经典"阐发"过程中的哲学话语创新。经典"阐发"是创造性地朝着诠释者特定的哲学方向忠实地阐发经典的义理潜能。哲学家在阐发经典的过程中回应时代问题,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实现理论与现实及德性之间的互动,实现"述而作"与"作而为"的统一。在经典阐发的过程中实施哲学话语创新,旧语汇之安顿和新语汇之开发往往相辅相成;旧话语体系中的中心词可以翻转为新话语体系中的边缘词,旧话语体系中的边缘词亦可以翻转为新话语体系中的中心词;而新话语"体系"需要包含一系列相互支撑的新语汇。     

王弼论体用关系

体用不二是王弼哲学体系一以贯之之道。这不仅体现在王弼的本体论思想上,而且还贯通于王弼的解易方法论,以及"圣人有情,应物而不累于物"、"名教出于自然"等伦理学命题之中。     

库恩范式的诠释学意蕴和默会维度

T·S·库恩对于恢复自然科学的诠释学维度有开创之功。他所提出的范式具有共享性、约束性、开放性与默会性等基本特征。范式对于常规科学的核心地位意味着传统和权威乃是科学研究的构成性因素。传统和权威的合理性根源于理解的境缘性。传统、权威和范式总是历史性的存在。与此相应 ,理解的历史性就显得异常触目 ,它促使我们从根本上质疑所谓科学的客观性以及理论与事实截然两分的合理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T·S·库恩的上述思考与M·波兰尼的默会知识有许多相通之处。     

“To Be”、“是”与中西思想的不同特质

西方本体论依赖印欧语言中动词"to be"的独特品格。葛瑞汉关于系词的讨论以及卡尔纳普对形而上学的批评基于以下观察:古希腊语中"einai"兼有存在与系动词(或者说,述谓)二种功能且存在是主要用法。而且,"兼有"从消极的意义上讲实际上是"混淆",从而导致了"虚假的"传统形而上学问题。卡恩认为,"einai"以表真为基本用法,这一语言现象和古希腊的符合论真理观存在内在关联。另一方面,"einai"在语言学上的"延续体态"特征可以解释Being与Becoming之间、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对立,以及西方传统哲学对前者的偏好。另一方面,葛瑞汉认为,汉语中没有"be",就不会有本质横插在名与实之间。自汉代以来,汉语中实际上已逐渐发展出"是"的系辞用法。"是"既是近指代词,又常常指向事实上的"真"和价值上的"对",三重意义的融合有深刻的哲学意蕴。     

“形神”不定:魏晋南北朝思想的一个面向

“形神”不定(“神”不定,形神关系不定)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思想的一个重要面向.魏晋时期,神灭论者认为神是精气,形神之间是地位相等的两种实体间的合同共处关系;神不灭论者如慧远以神为灵魂,认为它是轮回业报之主体.南北朝时代,神不灭论者如梁武帝、沈绩,从成佛的根据讲神识不灭;神灭论者范缜说的“神”,主要指人的精神活动.因为两派讲的“神”不是同一概念,范缜的神灭论并没有在佛性论层面与梁武帝、沈绩思想形成实质意义的交锋.不过,他们都共享了体用思维:一方面,范缜认为形神关系是形体与功用之间的相即关系;另一方面,梁武帝、沈绩以体用范畴论证湛一不变的神明与因境而起、无明无常的心识之间的关系,在体用关系上主张体独立于用而支配着用.     

现代汉语哲学语汇的困境

在当下的中国,创建当代中国哲学已经成为时代的呼声。当代中国哲学的运思自然离不开现代汉语哲学语汇。然而,我们首先面对的却是现代汉语哲学语汇的困境:现代汉语哲学语汇的一些基本范畴首先是作为译名得到思考与理解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范畴都包含了未思的"Anglo-European classical tradition"因素并由此让现代汉语人在不知不觉中未能接近中国传统思想。通过对"形而上"、"时"、"性"这三个基本范畴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汉语哲学语汇的困境。在此情形之下,现代汉语哲学语汇谱系学研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这一研究的任务:系统梳理现代汉语哲学语汇的"三重映像"。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则是揭示哲学语汇所可能积淀的中国传统思想。这一工作同时意味着,将古汉语所包含的内涵释放到现代汉语之中,从而让现代汉语能够倾听沉淀在古代汉语中的原始呼声。由此,现代汉语开始扎根于沉厚的中国思想传统,从而为中国当代哲学的创建准备道路。     

从空间性阅读到“不仁”伦理学——《老子·五章》王弼注钱锺书说辨正

对《老子·五章》王弼注展开空间性阅读,可以看出钱锺书《管锥编》相关讨论于义未安。《老子》及王弼注实际上提出了一种“不仁”伦理学。在一阶的层面,“不仁”伦理学通过对通常意义上的“仁”的全然否定与断然拒绝(天地不仁、圣人不仁、绝仁)隐秘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仁”。大仁不仁,是以有仁。“不仁”伦理学由客体而观之,持一种“无偏私的目的论”;由主体而观之,持一种“无私心的目的论”;合而言之,持一种“无私的目的论”。“不仁”伦理学尊重个体的本真性及个体间的差异性。在二阶的层面,“不仁”伦理学由“天地不仁”推出“圣人不仁”,这种“法自然”的运思方式不仅没有陷入摩尔意义上的自然主义谬误,而且也不宜视为一种谬误。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不妨视“不仁”伦理学为“做汉语言伦理学”的一种尝试。     

作为后形而上学建构者的王船山——读《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

2002年,在中国大陆出现了两部重要的王夫之研究专著.一部是萧楚父和许舜民合著的<王夫之评传>,另一部即是陈贇所著的<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这两部著作各有特色.<评传>主要是总结性的,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学者数十年来用马克思主义解读王船山的集大成者;在它那里,船山被看成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辩证法的最高峰.相对而言,由于采取了全新的解读视角,<回归>显得更富有创造性;在它那里,船山被视为宋明形而上学的解构者、后形而上学的建构者,以及中国本土现代意识的开拓者.随着视角的转变,一系列的哲学问题得到了全新的诠释.比如,"气"被解读为"一个标志着人的能力界限的概念",道器的关系不再是规律与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而是"形上"与"形下"这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体用关系既不是根据与表现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实体与功用之间的关系,而是本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