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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东传科学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出于抬高西方宗教、传播宗教福音的政治考量,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的科学著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名理探》等一批东传科学书籍被译介到中国,西方科学理性思想在国内展现了它的勃勃生机。这些译注虽然无一例外地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客观上促成了国人对西方科学理性思想的接触;带动了国内学界对挖掘以"名辩学"为基础的中国本土逻辑史研究的热潮;对当时传统儒者的思维起到了训练作用,增加了另一种新的思考问题的模式,并且丰富了中国儒学的内涵。从更广阔的领域来为"格物穷理之学"的发展提供思维的认识工具。客观上推动了清末民初以康有为为中心的向西方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向西方寻求治国良方的热潮,促进了以经世致用之学的"今文经学"的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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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明末清初学术文本和学术思想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融为一体的特征出发,通过对《不得已》的考察,探讨了西方宇宙论对儒家伦理的威胁。历法改革势在必行,而中国传统科技却对此束手无策,与先进的西方历法会通是唯一选择。引进历法就必须引进地圆说,引进地圆说就必然对传统儒家伦理造成威胁。在面对西学冲击时,儒家文化是否应改进和怎样改进,当时存在分别以杨光先、康熙和徐光启为代表的三种态度。杨光先的态度是保守且不符合现实的;康熙的态度明为调和,实则倾向保守,其做法亦难以实现;徐光启的态度是积极且可取的,代表着文化发展的方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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