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君鼎国别研究评议

学术界对平安君鼎的国别尚有不同意见。通过对已有意见的分析可以看出,官庄M3所出漆器上的"三十五年"等纪年刻铭实为秦文字,《战国策》中的"卫必效单父"也不能作为秦昭王时单父一定是卫地的依据;单父归魏的时间不在魏囚杀卫怀君之时,卫嗣君"独有濮阳"是指卫君只掌控濮阳,并非说卫国的领土范围。产生分歧的关键在于学者对单父在战国时期的归属存在争议。钩稽史料记载可以看出,战国中晚期单父的归属大致经历了"卫(或魏)——宋——齐——魏"的变化。平安君是卫或魏国贵族的可能性都存在。     

新见羕陵攻尹戈及相关问题研究

羕陵攻尹戈是新公布的楚国有铭兵器,戈铭中的“郘豊”就是见于《战国策》、《史记》等书中的“吕礼”,主要活动于秦昭王时期,由此可判断这件兵器铸造于战国中晚期之际。它和其他几件以事纪年的楚国兵器表明,战国中晚期楚国兵器的监造者可以是当时的县公,也可以是县级的莫敖、司马、攻尹等职官;这种制度应该是受到魏、韩两国的影响。楚国兵器制度与三晋有较为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不同时期的监造者有变化,楚国始终未实行三级监造制度、未见明确使用刑徒等方面。     

再论清华简《书》类文献《■夜》

商代甲骨文、楚简《容成氏》中以往释读为"黎"的"旨"、"耆"、"利"等字均系文字误释或辞例误读,目前只能确定西周金文中的"楷"、清华简中的"■"是黎国;古书所见的"黎"地不止一处,从它们的出现时间以及武王伐纣的路线来看,东郡之"黎"、浚县之"黎阳"可以排除在外,西周金文中"楷"所在的今山西黎城之"黎"最有可能是武王所戡之地;通过对《夜》篇中的介词语法、纪年方式、典型词汇等的考察可以看出,该篇文字应该有较原始的史料来源,但经过了后期的改动、整理。     

战国中期魏国兵器断代研究

通过对战国中期魏国兵器资料的综合考察可以看出,魏惠王时期的铭文中开始出现了纪年数字,当时"地名"、"地名+库(府)"、"工帀+冶"和"令、工帀、冶"等不同形式的制度并存,监造者中既有都城(安邑、大梁)的司寇,也有地方县邑的令、啬夫。可见魏惠王时期是战国中期魏国兵器监造制度的重要过渡阶段。文中对战国中期多件魏国兵器的断代提出了新的意见,文末列有战国早中期魏国兵器表以供参考。     

《国语》周景王“铸大钱”的钱币学考察

《国语·周语》中有周景王“铸大钱”的记载,学者多将其中的“子母相权”理解为大钱、小钱并行,只有个别学者怀疑其可靠性。根据出土钱币实物以及古钱学研究的结果来看,春秋晚期周景王铸造的“大钱”应当是平肩空首布币,当时的布币并不存在大、小二等制,这种呈等制的钱币直到战国早期才出现。因此,本文认为,周景王“铸大钱”虽属实,但“子母相权”的相关内容出于春秋晚期的单旗之口却与史实不符,这段文字不排除后人修饰或伪托的可能性,增饰的时间极有可能就在战国中晚期。     

燕国“安阳”布币补说

燕国安阳方足布的地望不容易确定,学术界还存在一定的争论。曾有一种说法推测燕国安阳布币的铸造地就是赵国的东安阳(在今河北蔚县一带),该地战国时期属于赵国代郡,但也可能一度属燕,根据是《战国策·燕策一》鲍彪注以及《汉书·地理志》均有代郡属燕的记载。我们认为这个新说的可信度不高,立论的证据不可靠,并陈述了相应的理由。那篇短文认为燕国的     

货币单位“釿”的虚值化及相关研究

战国时期货币单位的釿值研究关系到当时的铸币是否为虚值货币的性质问题。实测三晋货币自重得到的釿值,远小于同时期三晋铜器铭文与实测重量换算得出的釿值。三晋货币中的釿只是虚值化的货币单位,不可混同于铜器铭文中的重量单位釿;梁亢釿桥形布币文中的寽是指黄金一类的贵金属,从黄金是称量货币的角度来看,币文寽既是货币单位又是重量单位;魏国所进行的货币改革只是废除了釿制,并不涉及衡制改革的问题。     

战国韩魏铭文考释

新公布的邢丘令鼎盖从铭文格式与"邢"字写法来看可定为魏器,具体王世待定。新公布的韩器"成皋令鼎"铭文,从用字的角度来看"咎奴"不应释读为"高奴",而可能是"廧咎奴"的简称。珍秦斋收藏的十七年相邦戈铭文中的"应释读为"卯",戈铭可以补充史书缺载的魏昭王时期相邦的任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