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法治实践与法学研究的使命

根据衡量法治是否成熟的两个重要指标,法学研究被历史地赋予了两大使命:良法的创制与善治.从三十年的法治实践来看,我国法学研究的第一个使命--参与良法的创制完成得不错;但仍需努力.第二个使命--参与善治,尚未引起制度层面足够的重视,需要法学研究者加快学术成果向法治实践的转化.     

关于“和谐权”的几点思考

和谐权的提出,是当代中国法律人将中华传统哲学之精髓——“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思维观运用至法律领域的最新成果。就其实质而言,乃是通过对主体权利一定程度的克减来实现对主体之间权利冲突的某种消解,而并非指向某一具体实在的权利本身。与其说它是一种人权,毋宁说是一种保障和改善人权的的手段。但这一界定并非否定其作为东西方文化结晶的当代价值。     

“执法为民”的法权文化阐释

从“执法”的意义流变与“执法为民”的理解分歧来看,国人的法权①文化意识有待进一步升华.法权逻辑认知可分为三元论、二元论和一元论,其与分权学说及人民主权论关系密切.相较之下,法权逻辑的三元论最为科学和理性:有利于保障人权,防止公权对私权的侵犯;有利于规范权力行使,防止权力腐败;有利于促进代议制民主健康发展,防止人民主权异化.如果将“执法为民”作为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强调其不可缺少民主、人权、公正和法治等价值要素.     

扩张解释与限缩解释的反思

我们需对扩张解释与限缩解释展开必要的批判性反思.就其性质而言,与其说扩张解释与限缩解释是制定法解释的方法,毋宁说它们是制定法续造的方法或法律类推的方法.就其操作功能而言,扩张解释与限缩解释尚需依赖其他实质性或权威性论据的支持,因而并不能称其为相对独立的"解释"方法.必须谨防法律适用者打着"解释"的旗号,错误扩张或限缩法律规范的适用范围,扭曲、破坏法律."公鸡啄眼案"和"非法占用农地案"就反映了扩张解释与限缩解释之误用.     

为什么不是"法学方法"——与王夏昊先生商榷

从学科视角看,"法学方法"并不等同于法教义学的方法,也无法涵盖分析法学的方法、判例法的方法;从主体视角看,"法学方法"彰显了法学家的方法论,而遮蔽了法官的方法论;从职业技艺视角看,"法学方法"难以揭示法律职业的特性和内容。"法律方法"而非"法学方法"之称谓,更贴切地反映了法学研究向具有实践理性品格的学问、向司法实践过程、向法律职业技艺的嬗变。     

社会学法理学视域下的和谐社会发展阶段

和谐社会语境下，以人为本的内涵发生了演进：从关注复数意义的人转向重视单数意义的人；从保障抽象意义的个人权利转向着力改善具体的个人生活状况。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记录了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性进步，标志着法律发展的日趋成熟；和谐社会之构建，彰显了从契约到文明的身份的演进，预示着由法律成熟阶段过渡到法律社会化阶段。与之相适应，现阶段法律观正在向社会学法理学的范式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