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陶潜的面具：经典化与读者反馈

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曾说,伟大的作家总是那些“简直就是压倒传统并包罗它的人们”。陶潜(365？—427年)这位曾多少个世纪来激发起文学史家研究兴趣的中国传统中最早的诗人之一,也正是这样的一位诗人。陶潜一生才写了约一百五十首诗、十篇文与赋,在当时的文坛上又是一个边缘人物,他后来在中国文学史上居然能占有如此重要的经典位置,这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在文学史上他的经典化的一个关键时刻就在于苏轼宣称陶潜是一位空前的大诗人,     

新的文学史可能吗

文章介绍了正在编撰中的《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缘起及其所面临的挑战,把普通读者作为目标读者的确定,及其独特的方法论和历史分期,并且逐一介绍了这本文学史中各章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参与撰写的美国汉学界的优秀学者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从而提出了在一种全球化的语境下,编撰一部新的中国文学史的可能性问题。     

明清文人的经典论和女性观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明清时代产生过更多的女诗人,仅仅在三百年间,就有两千多位出版过专集的女诗人。而当时的文人不但没有对这些才女产生敌意,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还是女性出版的主要赞助者,而且竭尽心力,努力把女性作品经典化。明清文人这种维护才女的现象实在很特殊,至少与19世纪的英国很不相同。当时英国产生了许多女性小说家,但男性批评家基本上对她们抱着敌视或嘲讽的态度。是什么原因使得明清文人拥有如此特殊的女性观?本文认为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文化的关系,并把性别与经典论放在明清文化中来进行讨论。     

中晚明之交文学新探

在中国历史上,16世纪是一段多灾多难的时期,嘉靖皇帝在位的四十多年间（1522-1566）,宦官擅权,朝纲废弛。其时倭寇日炽于沿海,不断滋扰;而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人再犯北京。惟因许以贡市,才得转危为安。在此期间,不断有正直的官员——如海瑞、杨慎等——冒着生命危险,屡次向皇帝上疏而被逮入狱或遭放逐。贬谪文学也因而兴起。同时,这也是一个改写小说的时代,《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书都在此时得到了十分完整的改定。否则后来不可能成为所谓的“小说”。与此同时,印刷业也有了惊人的发展,很多文学作品也因此由坊间大量出版。重要的是,在这个时代中。政治迫害并没有使人沉默。而是造就了新一代的作者和读者,尤其是许多读者时时有好奇、求知之欲。此外,嘉靖时期文学产物的丰富和多彩多姿都让人不得不拿它与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相比。     

美国汉学研究中的性别研究——与孙康宜教授对话

钱南秀:(美国耶鲁大学文学博士,现任美国莱斯大学亚洲研究系中国文学副教授.以下简称"钱")孙老师,今天的话题,是美国汉学研究中的性别研究.开题之前,是否请您先为"性别研究"做一定义?     

从差异到互补:中西性别研究的互动关系

在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下,西方批评和传统的中国研究正在成为联系日益密切的知识领域.我们不但要考虑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也要注意它们之间的互补性.二十年来,欧美女性主义批评已经为研究中国女性的历史学家提供了新的理论契机,美国汉学界中,以中国女性为主题的著作和文章也正以惊人的速度陆续出版.研究中国的学者向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借鉴得如此之多,并已经成功地提出了比较的视角,然而,令人深表遗憾的是,欧美批评家们并没有对这些美国汉学的丰富研究成果加以利用.因此在交流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需要一种处于西方理论和中国研究之间的"双向的过程",尤其考虑到性别批评的传播,这种"双向的过程"最终将会帮助实现东西方之间真正的理解.     

美国汉学研究中的性别研究——与孙康宜教授对话

钱南秀：（美国耶鲁大学文学博士，现任美国莱斯大学亚洲研究系中国文学副教授。以下简称“钱”）孙老师，今天的话题．是美国汉学研究中的性别研究。开题之前，是否请您先为“性别研究”做一定义？     

写作的焦虑：龚自珍艳情诗中的自注

诗人龚自珍(1792—1841)在他的一生当中曾多次试图封笔戒诗。作为一名虔诚的天台宗信徒,龚相信只有戒绝文字的诱惑方可悟道。可作为一名诗人,他却感到自己与文字结有不解之缘。故此,龚对于诗歌写作始终抱有一种且爱且惧的矛盾态度。据一些评论家推测,龚在反复戒诗的过程当中一定焚毁掉了自己的大量诗作。因为他在15到47岁之间写下的27卷诗稿今天已经大量佚失。龚对于诗歌写作的焦虑令人联想到英国现代诗人杰哈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1844—1889)。像龚一样,出于宗教信仰,霍普金斯烧毁了自己的许多诗稿。无论是对于霍普金斯还是对于龚自珍,写诗就是一种不断复发的瘾癖,令人欲爱不能欲罢不舍。同霍普金斯一样,龚自珍最优秀的诗作是在最后一次发誓戒诗以后写出来的———那就是龚后来结集为《己亥杂诗》的315首绝句。令人瞩目的是,《己亥杂诗》中的38首(也就是全集的十分之一强)都是龚自珍写给歌伎灵箫的艳情诗。更重要的是,在这组艳情诗当中,龚以纪实的笔调再现生命中那段刻骨铭心的情缘。此外,龚经常给自己的诗歌作注,诗人的自注则将读者的注意力导引向创作这些诗歌的本事。作为一名佛教徒,龚不能不意识到灵箫是个“致命的诱惑”,依恋灵箫则意味着丧失宗教修持所必需的静心与自制。他哀叹自己“结习未尽”,经不起“天花”的诱惑,超越不了男女之情。但后来他终于悟到灵箫在自己由色悟空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无论如何,像龚自珍和霍普金斯这样伟大的诗人都强烈地意识到文字的危险性———他们既无可避免地沉迷于文字的魅力,又不断地负荷着写作的焦虑。     

文章憎命达:再议瞿佑及其《剪灯新话》的遭遇

瞿佑创作于明初的<剪灯新话>,是中国历史上在东亚最具有跨国界影响力的古典小说集之一.它从15世纪起就开始风行于韩国,后来也一直在日本、越南盛传,惟独在中国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渐趋淹没.<剪灯新话>多以元明之际的战乱纪实、文人罹祸和儿女情恋(人鬼恋)为主题,这类主题使它在韩国、日本与越南得到令人惊异的接受:那里的读者普遍欣赏瞿佑的"故事"情节和"话语"方式,许多作家因此受到启发而把<剪灯新话>视为小说创作的最高典范,更为重要的是,它流行于这些国家正处于内战或这样的黑暗时代之后.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及其特殊的文学风格与时代潮流相背离,<剪灯新话>在中国却经历了长期被禁的命运.审视<剪灯新话>在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极为不同的接受史,可以了解文学作品的独特命运与其作者遭遇、政治涵义的关联,并进一步意识到"跨国界"文学史的多层意义.     

金天翮与苏州的诗史传统

在中国文学里,苏州地区代表了一种"双重态度",这种双重性赋予其特殊的地方特色。一方面,苏州以自成格局的园林著称,被艺术家塑造为宁静悠远的梦幻境界;但另一方面,苏州在世人心目中还代表了一种以诗证史的强烈抒情声音,即以诗歌见证人间苦难和当代重大历史事件。该文集中探讨苏州诗史传统的杰出代表金天翮(1873~1947)。金积极投身于各种革命活动,其作品饱含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感时伤国的民族主义话语合流。金是宫崎滔天(1870~1922)的著名自传《三十三年の梦》的中译者。他还心慕手追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的名作《妇女的从属地位》,创作出鼓吹女权的先驱作品《女界钟》(初版于1903年),提倡女子教育是中国自救自强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