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安置社区贫困状况调查——以Q安置社区为例

为解决灾后受灾群众生活安置问题,国家集中建立了众多安置社区,其中Q安置社区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经济开发区内,是5·12地震后都江堰市乃至四川省最大的城市灾后居民安置社区,安置居民近一万两千人,Q安置社区主要特点有：人口来源复杂、老年人口比例大、失业者多、房屋倒塌或成为危房户多、疾病及伤残人员较多,贫困问题成为安置点当前和今后面临的严峻问题之一。     

社会工作的社会建构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社会工作的发展走上了一个新的平台.社会工作实务开始由星火式的点状分布走向燎原式的系统发展,兴办社会工作专业的高校达到两百多所,社会工作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地涌现.社会工作的这一跳跃式发展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展开,得益于政府、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服务对象、境外社会工作界、传统工作体系、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的良性互动,这种良性互动建构了中国的社会工作,促进了社会工作的发展.这一发展要求专业教育工作者由以往推进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从而推进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为主要目标转向以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化为主要目标.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与社会工作

鸦片战争中,西方教会在华获得了传教权,其为传教而在中国创办了教会大学。教会大学的创办直接促成了社会工作教育在中国的出现,而社会工作教育又间接促进了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方法在中国的传播与本土化。     

个体风险的社会管理

中国社会转型既包括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也包括由现代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这就使得中国社会既面临着传统社会的危险,也面临着现代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风险.同时,还面临着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互动而带来的风险.其中,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个体碎片化是中国社会结构性风险的基点.个体的碎片化不仅带来了个体风险认知和决定能力的弱化,同时也使社会风险认知和决定能力弱化.     

都江堰的“巷巷会”

2008年6月25日，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服务队进居都江堰市勤俭人家安置社区，开始了以“社会关系恢复与重建”为主题的灾后社会工作援建工作。自进入安置社区后，服务队在访谈、观察中发现，受灾群众面临着环境退化、异质性、疏离性、生活困难、公共卫生、公共管理等众多问题。他们希望政府和服务队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并由此形成他们不断到相关管理部门和服务队走访的行动方式。     

中国社会工作的发端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获得了在华传教权并在中国兴办教会大学,开设了社会工作课程并开展社会服务,使社会工作教育率先在中国发展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大兴社会调查,并为社会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20世纪40年代,中国出现了自己的社会工作教材和相关著作来探讨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并出现了相关立法以及社会工作期刊,社会工作在中国安家落户.     

灾后社会关系重建与老年人的社会资本——以都江堰市Q安置社区为例

5·12四川汶川地震后,灾后社会关系重建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但也许是受“脱离理论”的影响,作为微观层面的老年人的行动研究视角被忽视了。笔者作为一名社工亲临Q安置社区发现,培育并发挥老年人的社会资本对灾后社会关系恢复与重建具有拉动作用。     

灾后安置社区贫困与社会工作介入——以勤俭人家安置社区为例

"5·12"汶川地震后,贫困问题在安置社区中突显出来。贫困问题影响着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组织、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重建。贫困类型不同,摆脱贫困的对策亦有所不同。文章将贫困分为经济贫困、社会资本贫困及心理贫困,通过考察三种类型的贫困后发现,实现就业和重建社会关系网络是摆脱贫困的首要力量。同时也结合社会工作介入灾区贫困的实践论述了社会工作在为个体增能、提供服务以及促进个体建立社会关系网络过程中的角色定位问题,以期为灾后贫困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实践的建议。     

儿童参与、城市社区与社会资本

在中国,长期以来儿童一直被作为弱势群体而被排除在社区参与之外。实际上,儿童参与对于整个社区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面对中国城市社区各阶层成人参与率低、社区内社会资本没有充分被调动的情况,本文试图探讨通过社区“儿童参与”来带动“成人参与”进而形成整个社区的社会资本这一社区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