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文明的进路——西方媒介社会学的历史、现状与趋势

为更好地讨论和发展媒介社会学,赋予其更广阔的理论与实践内涵,文章为媒介社会学划定了一个大致的学科领域范围。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西方媒介社会学的理论渊源和十大理论成果,认为媒介社会学的发展应该超越单纯的传播学分支学科概念,成为理解传播现象和推进社会理论的潜在范式。同时指出,对于媒介符号充斥的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以及社会组织方式的研究是媒介社会学的关注焦点,也引领着其未来发展趋势。     

关于传播学交叉研究的路径思考——兼评邵培仁教授《媒介地理学》

学科发展的科层制困境长期困扰着传播学科的建设,学科交叉研究作为解决这一困境的手段之一,在促进学科创新的同时,也给学科的独立定位带来了消极影响。如何既建立起传播学自己的核心框架,又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进行分析,成为新时期传播学者们的主要探索方向。邵培仁的《媒介地理学》一书在问题意识、概念体系、范式革命、研究方法、人文关怀等五个方面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在对传播学科危机深入反思的基础上投身实践,努力建构起了一个"既有中国学术主体性又有世界元素和全球视野"的知识体系。理论创新的贡献不仅在于分析当下问题的应用,更在于将来的学科发展,该书最大的意义正在于此。     

“身份标签型”网络流行语折射的大众文化心理分析--以“高富帅”和“屌丝”为例

网络流行语表征着当代大众文化心理的图示,而带有身份标签特征的网络流行语更反映了网民在身份顺从外的戏谑反抗,带有价值观认同的时代特点。在公众认同身份的变迁中,时代的价值取向和对个体的评判标准得以浮现。     

公共领域之中国神话： 一项基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文本考察的分析

多年来,公共领域理论作为分析中国社会和舆论现象的常用工具,引发了我们对理论使用方式的反思。阿伦特理论中对人的主体性的重新确立、反思和批判带给人类巨大灾难的极权主义起源、提出解决现代代议制民主困境的方案这三点共同形成了最初孕育公共领域理论的支架。哈贝马斯在阿伦特基础上建立起的公共领域理论则承载了更多现代社会的因素,既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大众民主的可操作性,又力图在制度层面取得突破。不过,在以当代中国的社会脉络和问题导向为中心而大胆使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的同时,既要注重概念背后历史内容的探讨,又要警惕被单一框架的先见束缚住思维。应通过建立有实践内涵的话语空间将个人、社会与国家勾连起来,完成对公共领域理论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