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治史精神论略

吴晗一生长涉文史,覃思著述,曾对我国20世纪史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丰富独到的治史精神也成为了我们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主要表现在：一是坚持唯物主义史观;二是彰显史学致用意识;三是秉承求实考据之学;四是倡导史学普及理念;五是恪守历史教育精神。这些精神对于促进历史科学的赓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亦不无裨益。     

元末士大夫雅集交游述论

元朝末年,一大批文人学士逐渐以集体形式融入世俗社会,以风雅相尚,联诗结社,题咏唱和,讲论道义,心相孚,行相契,在结雅集、问友学、求仕进的交游活动中逐渐形成了浙东、浙西、吴中等独具品格的地域性士大夫群体。这些交游活动不仅反映了元末复杂多故的社会现实和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而且展现了元末士大夫多样的心理动向和价值选择,对元末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纵逸与迂怪:元末士人的狂狷精神及其现实动因

元朝衰世之际,杨维桢、王冕、顾瑛等一批士人冲决世俗的纷扰、俗务的羁绊和礼法的规约,旷达不羁,纵情逸乐,越礼任诞,愤世嫉俗,表现出一种追求自然、肯定自我、张扬个性的放逸之趣、风流之气和愤世之情。这种颇具群体性的狂狷精神,不仅生动再现了元末士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深刻反映了元末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而且构成了对传统观念和社会规范的强烈冲击。     

明代宝应地区水利事业研究简

明代宝应地区水利状况复杂,水涝灾害频繁．不仅威胁到河运、漕运,而且对宝应地方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为了变水害为水利,明代国家和地方重视宝应水利事业建设。一方面,完善水官设置、筹措水利资金;另一方面．修筑堤岸闸坝,开筑斯河,治理宝应越河。明代宝应水利建设成效显著,对于改善当地区水利状况以及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居正改革时期民族政策得失论

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集团推行了以封贡互市为核心,以军事防御为主轴,以分化瓦解为手段的一系列边疆民族政策。由于这些民族政策以蒙古族为重点,忽视了女真族的兴起,且存在民族歧视等不足,因此,它虽然在短期内改善了民族关系,巩固了边疆统治,但长远来看,已难以适应女真等少数民族的发展趋势,相反还加剧了民族矛盾,成为导致努尔哈赤起兵和明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     

元末士大夫的舆论批评及其蕴涵的时代意义

在元末社会危机滋生蔓延之际,一些士大夫高举道义大旗,抱道忤时,慷慨自陈,对元末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官吏的贪纵暴虐,黎民的颠危悲苦,世风的颓败浇薄等重要社会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和深刻的揭露.这些基于现实体悟的舆论批评不仅生动再现了元末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充分反映了士大夫忧国伤时、扶衰救危的经世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且进一步彰显了社会舆论的批判对于社会政治秩序的价值和意义.     

元末士大夫组织"义兵"问题探析

元末农民战争期间,许多士大夫出于"卫身"、"保乡"、"勤王"之目的,纷纷组织"义兵",为挽救元朝做最后的努力.其间,"义兵"组织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组织者主要是在野的汉族士人及一些在任的官员、致仕的旧僚和少数进士.由于"义兵"依托于地方宗族社会和民众力量,且分布较广,故在一定时期内确乎成为抵抗农民起义军的重要力量,短期内实现了"保乡"的目的,收复了一些失陷的地方,支援了元军的军事行动;但从长远来看,它只能在短期内延缓元朝的灭亡时间,却无法阻挡元明更迭的历史步伐.     

元明之际士大夫的心路历程与人格嬗变

元明嬗递之际,士大夫固有的历史品性、价值取向和政治理想都发生急剧变化,呈现出复杂多变、别具一格的历史景象。在"衰世"—"乱世"—"治世"的历史循环中,士大夫的心灵深处充满矛盾与困境,在"夷夏之防"与民族认同、仕进与遁隐、民族与国家、忠孝与叛逆、旧主与新主、文化认同与故国之思等一系列价值抉择中,他们通过不同的行为方式和心路历程,艰难地践履着自身的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充分展示了传统士人强烈的经世观念、浓郁的忧患意识、敏锐的时代眼光和不懈的实践精神,并在与专制权力的多元互动中充分印证了权力宰制理性的普遍历史规则。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界对历史学性质的论辩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西方新理论和新学说的大量引入,中国史学界围绕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展开了对历史学性质的深刻反思和理性争辩：或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或认为历史学是＂主观＂学问,或认为历史学具有二重性,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或哲学。通过不同观点的往复辩驳,学者之间虽未能在历史学性质上形成共识,但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和启示意义。     

论张居正改革时期的西南民族政策

万历初,以首辅张居正为代表的改革集团在平定西南少数民族叛乱之时,又审时度势,及时推行了调处民族矛盾、调适进贡制度、招抚叛乱"降夷"等一系列的民族政策.这些民族政策在短期内改善了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巩固了边疆统治;但长远来看,它已难以适应少数民族的发展趋势,甚而成为激化明末西南地区民族矛盾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