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河湟土官身份调适与建构——以李氏土官为例

为适应元明革鼎之际剧烈的政治变迁,河湟各族土官不断进行身份重构,在政治取向、宗教信仰、民族认同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调试和建构,从最初的“土流参治”、“土流参设”到“土流参任”的变迁过程中,其自身身份的建构呈现出明显的内向性、宗法性和多元性等特点.本文以李氏土官为例,通过其达成明初“招番拒蒙”、“封土司民”土官职责的事迹,结合田野调查,探讨明初西北土官群体身份调试、建构上的若干特点.     

从村寺、祠堂看宗族对土族乡村社会的控制——基于景阳镇李氏土族的田野调查

为了适应不同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土族在长期的社会变迁中不断进行自身的调适和建构,在民族信仰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内向性、宗法性和多元性等特点.本文以村寺和祠堂为视角,结合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资料,对之试加论述.     

论明朝河湟李氏土官在西北边防中的作用

明初河湟李氏土官历代虽只承袭武职,很少任文职或僧职,但在开创西宁卫治、招蕃拒蒙、守土司民上却异常活跃.同时,李氏又与喇嘛、寺院关系密切,并借助其势力,深刻影响了明初西北边疆的政治格局,为明万历年间的"湟中三捷"起到了未雨绸缪的作用.明朝西北土官利用喇嘛寺院边口地区来完成明"捍蕃"、"拒蒙"、"保境安民"的职责,进而成为明在西北边防上不得不倚重的重要"藩篱".     

从“甘山初捷”到“松山大捷”——明万历二十三年“湟中三捷”管见

明万历二十三年,发生于河湟地区,西海蒙古与明王朝间的三次战事,使明在西北的防御格局发生重大转变,同时也对明中后期蒙藏关系发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受《西宁府新志》、《西宁府续志》对这三次战役记载的讹误、加之《明史》、《甘肃通志》等史书对相关细节的漏载,使后来者在对三次大捷的理解上发生偏差。本文比照三次战役的亲历者的奏疏、条议,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就三捷前后致寇之由、获胜之因、战后影响几个方面试作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