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依赖推理到建构事实——对案件事实认定模式的逻辑学、文化学分析

案件事实理论研究一般将案件事实视为推理的结果,并集中于解释作为个体的法官或者陪审员如何认定案件事实.然而,自媒体信息传播凸显了个体推理的可接受性问题,要求我们反思案件事实认定模式之所以依赖推理的原因,关注逻辑学的规范性文化功能.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案件事实认定模式,需要接受一个文化变迁的视角,既应当破除对程序完美的依恋,也应当重视求同思维习惯的识别与超越问题,将案件事实解释为事实建构的结果.     

名称指称的一种推理解释

名称语义认知研究主要由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来完成,这些研究对密尔、弗雷格和克里普克等人开辟的研究方向深信不疑.本文给出逻辑之维研究名称语义认知的必要性,试图提炼经典名称指称理论的逻辑特征,消除其边界.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们提出一个关于个体如何确定名称指称的“推理解释”,并从认知的角度给出诉诸语用解决语义问题的一个具体途径.     

司法实践中的IBE及其机制分析

最佳解释推理(IBE)是对司法实践中的推理的一种概括,实体法和证据法为判定IBE提供了依据.语境依赖是司法IBE的重要特征,在哲学解释学的视阈下,语境认知决定着司法IBE的选择.直觉判断是法庭作出语境概括的基础,但诉诸直觉并不是司法实践中采用IBE的不足.     

埃尔金建构主义的逻辑根基

埃尔金以"不当步骤"和"正确物"思想改造传统建构主义,并通过解释名称指称为之作出系统辩护。她强调诠释和理解在解释语言-世界之间关系中的作用,以此批判主流名称指称理论,并对指称概念进行扩充。埃尔金为其建构主义的辩护是不彻底的,但它道出了融合分析哲学和诠释学重构认识论的必要性。     

关于自然种类的本质主义与HPC

经典名称语义理论没有专门讨论自然种类的划分与存在,而自然科学研究不断得出结论质疑语言哲学家对自然种类的解释。在对语义问题的反思中,逐渐形成一个依托性质界定自然种类的研究传统,并形成关于自然种类的两个解释:"类本质主义"和HPC。二者对性质之间的关联有不同把握。HPC避开了揭示本质性质探究的困难,因为纳入较多认识论思考而能够相对充分地解释自然种类的稳定存在。     

知道信念与描述论“笛卡尔假定”的辩护

为了应对解释循环问题，描述论者不得不接受“笛卡尔假定”，认为个体使用名称的能力与其关于名称意义的知识相当。历史因果论者对此提出质疑，但也没有在其理论建构中尽然摆脱“笛卡尔假定”问题。实际上，个体一般拥有关于名称意义的多个有待于确定为真的信念———知道信念，只有在交流的语境下，个体才有可能和必要通过语言诠释确证其某个知道信念为真，从而获得关于该名称的知识。为此，存在一种通过解释个体如何确证其知道信念来为描述论“笛卡尔假定”辩护的可能。根据关于名称意义的形而上学研究，通过对个体如何确证其知道信念的三种相互关联的解释，可以构造一个关于知道信念确证的解释链条，寻求为描述论“笛卡尔假定”辩护的空间。同时，结合名称的指称和解释功能之分和克里普克式直觉的认识作用，有可能以意义契合解释个体对语言诠释兼容性的把握，为进一步消解对“笛卡尔假定”的担忧创造条件。     

文化变迁视角下陪审员“陪而不审”的问题探析——以案件事实认定为例

信息文化变迁向陪审员提出了新的思维素质要求,凸显了"陪而不审"的问题,其实质是制度文化的发展滞后于文化整体发展的需要。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系统的关于思维方式的理论探索,求同思维长期主宰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选择,造成民族文化思维方式意识的缺失。解答"陪而不审"问题进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需要遵守历史主义的原则,着力发掘传统文化所暗含逻辑思想的规范性,并从立法的角度对如何规范自媒体信息传播进行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