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此身非我有——身体政治的文化溯源

“身体”是物质和意义多重复合的产物,是政治和权力博弈的场域,“身体主权”的归属是现代性确立与否的一个标志,中国传统文化支持身心分离的特点,是造成身心冲突和心脑冲突的渊源,并发展出权力者以礼乐刑政来解决冲突的制度设计和应对策略,使现代意义上的个体难以确立。身体政治的文化溯源意欲说明,“立人”的根本在于“立心”。     

难以言爱——论王小波小说两性关系的命名及其深层意蕴

王小波小说对两性关系的命名和处理,有着深刻的主体建构的意蕴。他逆转了中国文学"男强(主)女弱(次)"的常规设置,构建了"女强男弱"的两性关系模式,在"医/患"、"师/生"、"警/犯"、"帮教/被帮教"等有着鲜明上下格局的二元(二人)对立关系中,占据"在上者"位置的总是女性。在这种两性位格发生特殊变化的关系中,作家剖析了"婚姻"和"爱情"的虚伪性,由名实裂解的表相揭示其主奴关系的实质,并藉对"婚姻"和"爱情"的否定,从两性关系的角度阐明了主体自由的重要意义。     

论王小波对“反智倾向”的文学表现与文化批判

中国文化传统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智倾向,对之加以文学表现和文化批判,是王小波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反智倾向着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剥夺爱智者的求知权利,一是对知识分子的求知活动设限,特别是负筛选和向下拉齐的策略对智性发展以及知识分子主体自由造成极为严重的消极后果,包括对知识的恶意误用、改写,混淆分科之学的价值功用、将科学艺术化,迫使和诱使知识分子自我审查和自我禁锢,等等。王小波针对反智倾向的文学表现和文化批判,揭示了求知权利和能力在主体建构中不可或缺的价值。     

论王小波对中国传统文化理性观的诘难

理性要素代表主体探索"确定性"的诉求,既包含体现客观性的科学知识,也指对待知识的态度和求知的方法等。"科学格致化"和"科学艺术化"是淆乱科学本体的两种现象,其实质是以"善"和"美"的职能、标准来要求"真"和改写"真",它源于中国文化特有的理性观,即以"价值理性"排斥"工具理性",形成扬"情理"抑"物理"的"实用理性",使执着于"知识"和"真理"本身的知识分子常常遭遇"实用"质疑,王小波在其杂文和小说中批驳了与之有关的"之用"逆退、"实用"诘难以及用价值判断取代真伪判断的习惯做法,这种以"善"辖制"真"、取消"真"的文化习性正是"科学"引入中国时被变异为"科学观"的主因,最终归结为思维方式注重"合"、忽略"分"甚至反对"分"的特性,这一特性塑造了与之协调的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在探索客观世界时缺乏以"程式"确定下来的"抽象的升华",这恰是理性之殇的文化渊源。     

正名的困境及其超越:论《黄金时代》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揭示了一个特殊时代的"人"的困境,但困境背后深隐着文化、政治、道德、性别关系等诸多问题,问题聚焦于陈清扬和王二这对男女的"性事",对此的命名、评判和惩罚使"性"成为诸般观念和力量博弈的战场。作者以"黑色幽默"的叙事风格描述了处于劣势的当事人如何以理性清明的坚定信念和狂欢化的游戏策略,逆转了无端受虐的人生颓势,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个人的自我救赎,因之,《黄金时代》在"文学是人学"的层面展现了王小波的雄心和抱负,也在此高度呈现了这部经典的价值。     

贾平凹小说的结构迁衍及其意象世界

贾平凹在小说结构处理上的 (由简单到复杂 ,由技法的生涩到圆熟 ,由刻意于技法的营造到追求技法的隐蔽性等 )一系列变化 ,说明其小说形式的日臻完善。同时 ,他对意象的择取和展现亦随小说外部结构的变化而更加繁复、深邃、寓意丰富且极具动感。结构与意象的互动共进 ,标志着贾平凹在虚与实、形而上与形而下两者交融方面所达到的高度 ,混茫之美便由此产生     

向死而生：论王小波小说的生死观

王小波小说中的“死亡叙事”在主体建构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以对死亡景观和死刑想象独特的文学呈现、贯穿其间的爱欲与死欲的纠结、对死亡的凝视和深描、对死后世界的想象等,建立起以主体建构为目标和目的的死亡叙事,“向死而生”的生死观成为其小说文本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支点。     

受虐的身体与受控的主体——论王小波小说的虐恋描写及其实质

王小波的文学创作,充斥着“捆绑”和“鞭打”等诸般“虐恋”表象和形式要素,但却不是以表现“虐恋”为主旨的“色情作品”,而是以类似“虐恋”活动爱好者和参与者的游戏和狂欢的写作心态,揭示现实权力关系架构和运作中施暴一方强加于受害一方的肉体痛苦和精神屈辱,“虐恋”表象反映的是“施虐／受虐”实质,受虐的身体对应着受控的主体,因而从身体叙事这一特殊角度呈现出主体建构的困境。     

论20世纪中国两次启蒙的误区及其超越

"我是谁?"是对人的本体追问,这一问题在中国近现代直至当代的历史溯源和梳理,涉及两次启蒙运动及其缺陷,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的原则使"五四"启蒙运动由"立人"转向"立国",八十年代的"新启蒙"又在建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意义上从"肯定人的主体性"到寻求身份认同,个人主体确立的任务一再延宕,从根本上违背了康德对启蒙的阐释。面对启蒙"轮回"的"教训"和"误区",个人主体的确立呈现更复杂的景观,知识分子群体尤其需要以其深广学识和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助力实现全民启蒙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战争激发生成的河北人文精神

本组专题文章继续从不同角度对河北人文精神进行深入解析。方伟对河北当代人文精神的社会化实践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燕赵文化人文精神是悲情情结、英雄意识、兼纳包容、变异情势和保守朴实所集合同构而成的,河北当代人文精神建设需要在对之现代性的梳理与阐释的基础上进行其自身的置换和构建。方伟还认为,在河北经济文化与社会不断发展中的"和谐河北"建设,欲实现这种精神价值理念上的社会化转换,通过物质发展、经济生活本身去间接地感知、传达,当会起到直接地以精神思想和文化活动去宣传、灌输所不能起到的也不可被替代的实际作用。张川平认为,自古以来在河北人文精神的生成、传承过程中,战争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正是战争的磨炼才使得燕赵人养成了独特的民风民俗和精神气质。黄建生认为,人文精神是文学艺术的灵魂,文学艺术总是充溢着人文精神,因此,作为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和人类美好的精神创造,文学艺术在培育新的河北人文精神过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马春香认为,河北人文精神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奉献进取、创新发展、诚实守信、质朴务实等四个方面,这一精神在河北努力建设文化大省及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将日益显示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