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公职人员腐败犯罪成因的一般考察

公职人员腐败犯罪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我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犯罪更加突出,考察分析其成因有助于防范和打击腐败犯罪.授权关系和权力失衡是腐败犯罪的政治学基础,表现形式是权力放租;社会转型和经济双轨制是经济背景,商品交换原则侵蚀政治领域引起以权谋私;公职人员受到传统权力本位观和人类本性的制约,个人价值观与理想信念发生扭曲是腐败犯罪的心理成因;而法制、人事不完善和监督缺失使得他们敢于和能够实施腐败犯罪.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困境与展望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宣示意义大于实际效果,目前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值得思考和探索.鉴于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人权保障机能和追求安定性等特性,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现阶段可取的功能定位是“规范裁量,统一司法”,应谨慎提及“规则创制”功能.合理的“规则创制”功能只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要求,据此遴选指导性案例包括三种情形,即有助于阐述刑法规定和提炼立法精神、平息理论纷争、推动理论发展.预防“两高”刑事指导性案例的冲突,在于清醒地认识“两高”的职责差异,明确其分工制约关系,有关定罪量刑规则的刑事指导性案例应由最高法单独发布,涉及检察院特有职责的刑事指导性案例应由最高检单独发布.指导性案例相比于司法解释具有明显优势,但发布数量偏少,今后指导司法活动应逐步淡化司法解释职能,优先考虑案例指导制度,但是只要司法解释权得以存在,那么冀图案例指导制度完全取代司法解释是不可能的.从完善的视角出发,破除最高司法机关对指导性案例的垄断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追求全国层面司法统一的最高目标与允许地方在权限范围内发布指导性案例不矛盾而是有机统一的;发布主体可以在指导性案例中附加自己态度,以最大限度发挥案例指导作用;宜出台背离指导性案例的监督机制,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对背离裁判进行救济,但不应追究所谓的错案责任或者追究司法者个人的直接责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的刑法修正立法——《刑法修正案(八)》总评

201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自2011年5月1日起实施。本次刑法修正案范围之广、内容之多、力度之大,均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修正案在刑罚结构调整、刑罚执行制度完善、死刑适用限制和民生权益保障等问题上,充分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使刑法规范的科学性、合理性明显提高,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鉴于此,本刊特邀请九位刑法学者对《刑法修正案(八)》的内容进行全面地研讨。     

构建“宽严相济、宽和为主”的老年人犯罪刑事政策

人口老龄化进程中,老年人犯罪问题越加突显。呈现出以下特点：犯罪率不高但增长较快;以财产犯罪为主,暴力和性犯罪增多,呈多元化趋势;手段具有隐蔽性、个体性、智能性等;地域主要本地化,农村老年人犯罪突出。老年人犯罪成因的落脚点在于其自身特殊性,如社会地位、角色和价值变化,经济性依存,身心健康等因素。对老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应贯彻＂宽严相济、宽和为主＂的思想,并在诉讼程序和策略、司法裁判和处遇,以及刑法规定上具体化。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的共犯

国家工作人员与关系人实施共同受贿犯罪时,要立足实行行为并综合考察受贿故意和职务、取财行为的时间和内容等要素,判断核心角色以确定共犯性质;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共犯时,与受贿罪形成观念竞合,应以受贿罪论处以实现罪刑均衡,关系人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论处。     

结果犯概念检视——一个被忽视的刑法学基本概念的比较研究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的结果犯是指构成要件中规定了构成要件行为和结果的犯罪,与犯罪停止形态没有直接关联,立法规定结果犯体现了结果无价值的倾向;我国刑法理论的结果犯是指结果发生为犯罪成立标志的犯罪,是犯罪成立意义上的犯罪类型。结果犯的结果,有的根据法规范特征可以得到简明判断,有的需要进行实质的犯罪论解释。结果犯作为行为犯相对应的犯罪类型,只有犯罪成立与否的问题,不存在犯罪未完成形态之分。      

新中国六十年刑事法治的发展——以政策法向罪刑法定的历史嬗变为脉络

新中国六十年刑事法治的发展,经历了从政策法到罪刑法定的历史嬗变。新旧刑法典的颁布实施,紧跟了我国法制发展的重要历史性转变。刑事法制不健全的时代,政策法的存在有其必然性。罪刑法定原则的全面确立,是刑事法治发展的必然结果,要求坚持法律至上。在依法治国的方略下,刑事政策与刑法应各就各位,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