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王之间 融通心理——生活哲学视阈下的项乔哲学思想研究

在生活哲学的视阈下,理学与心学之间的论争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生活世界。如何化解理学与心学的对立、调和朱子之学与阳明之学的差异,这个问题引起了明代中后期学者们的极大关注。而永嘉后学项乔就是这些学者中的重要代表。他上承永嘉学派的事功思想,通过对"心"的重新考察,将生活哲学落实在"实行"上,最终达到了融通心学、理学的目的。     

“天理”与“良知”的落实——论理学的生活面向

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历程中,理学时期无疑属于理论思维的高峰期。尽管理学的思辨性与形上性非常重要,但其理论指向无一不在生活世界中,无论是程朱学的"天理",还是阳明学的"良知",莫不如此。理学的这种生活面向不仅体现在各种学说的理论体系中,还体现在众多理学家将理论导入日常生活的不懈努力中。正是通过对生活世界的关注和用力,书院中的思辨和讨论最终落实在了日常生活中,理学也由一种理论思维形态成为主导社会的思想意识。     

论海瑞的监察思想

海瑞(1514—1587),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政治家。他的政治法律思想和主张,主要是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和人们的思想实际而发的,具有十分强烈的时代感。因此,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海瑞在一生做官中,除任知县、巡抚等地方行政长官外,还先后领任大理寺右丞、通政司古通政、南京史部右侍郎和都察院右都御史等管理和监督官吏的高级监察官。明朝都御史之类的监察官,有“纠劾百官,监督司法,辨明冤枉,考核监察官吏,提督各道之责。”海瑞在其执法和监察实践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监察思想理论,虽然都是封建时代的监察主张,但它对我们后世的监察活动,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国语》非史料汇编论辨

《国语》是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文献。不过,对于《国语》的编纂情况,历代都是纷争不断。其中有一种影响很大的观点,即《国语》是一部史料汇编。这种观点并没有注意到《国语》本身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对《国语》的研究工作存在着误导。因此,这一问题亟需厘清。其实,就其性质而言,《国语》自始就是一部有着鲜明主题、精心布局和统一体例的完整著作。     

《国语》中的神与民——政治哲学视阈下的春秋宗教信仰

《国语》一书存在着一种神民并举的现象,即凡出现神处,往往会有民与之合称,我们可将其称之为一种独特的神民叙述。这种神民叙述无疑透彻着春秋时期的宗教信仰,而隐身于《国语》书后的君主形象,又赋予了这种神民叙述一种独特的政治语境。当然,神民叙述本身存在的保民逻辑也使其成为先秦时期治世的一种政治哲学。由此,在这种政治哲学视阈观照下,春秋时期的宗教信仰呈现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镜像。     

马相伯及其天主教本土化理论——从结合体到和合体的转变

马相伯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宗教家、政治家。他自幼便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天主教文化的良好教育,这两种原本异质的文化结合在马相伯一人身上。这两种文化之间无疑是具有张力的,而马相伯的一生便是这种张力的充分映照。如何消除这种张力,如何从异质对立的结合体转变为相成相济的和合体,这也便是天主教如何本土化的问题。     

略论儒家思想对唐律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唐律的影响,是唐律的重要特点之一。可是,对这一重要课题进行比较深入地研究,尚所见不多。本文试图就此,略作一些探讨,以期得到批评指教。一、儒家思想是制定唐律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学说思想体系,其内容十分广泛。它包括政治、法律、道德、伦理、历史、哲学等各方面。本文只侧重探讨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对唐律的影响。关于唐律,就广义而言,是唐代法令的总称,即包括律、令、格、式四种法典;就狭义而     

“天”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得以成立的一种结构分析

民本思想何以成立,现代主流的学术观点多从现实政治需要的角度出发去解释,认为统治者是慑于民众的反抗,才不得不“以民为本”.这种观点忽视了信仰因素,没有注意到“天”的观念对古代中国人的影响;以天、君、民三元结构为分析框架,强调重视“天”在古代民本思想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天、君、民三者之间的有机互动;因为天佑民众,而君惧天威,于是君才有了“民本”思想.因此,中国古代对“天”的信仰是民本思想得以成立的关键根由之一.     

反“私人语言”的论证——以《庄子》“濠上观鱼”为例

《哲学研究》中的私人语言是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中的重要概念。本文将以《庄子》"濠上观鱼"一事为例,论证私人语言的不可能性。     

"宗教对话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是一个多宗教文化的国家,宗教问题的探讨自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这既包涵各个宗教内部的和谐,又包涵各个宗教之间的和谐,更包涵以上两个方面与整个社会的和谐关系问题.要言之,"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宗教问题的探讨;而面对当前中国多元宗教的社会现实,宗教问题的探讨又离不开"宗教对话"的和谐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