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十六大精神指导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工作

以十六大精神指导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工作,是新时期对民族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为此,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工作要把贯彻"三个代表"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要把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农民收入作为建设少数民族地区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关于推进我国农业社会化生产经营的思考

为了推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笔者认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应建立农业社会化生产经营体系,提高农业市场化程度,使农业经济既有市场机制活力,又有制度保障,从而实现农业的良性循环发展。 一、社会化与经济效率     

拉祜族跨境迁徙与互动中的宗教因素

追溯拉祜族跨境迁徙历史,主要有三次大规模从中国向境外的迁徙活动,其中有两次直接受宗教因素的影响。在缅甸生活的拉祜族向泰国的迁徙,也明显受到宗教力量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宗教交流依然是中、缅、泰拉祜族跨境互动中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中、泰之间的拉祜族因亲缘关系和贸易而关系交流互动的几乎没有,惟一呈现出来的是基督教会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宗教因素之所以如此深远地影响着拉祜族跨境流动,与拉祜族整个族群社会的发展进程缓慢和个体力量薄弱有关。宗教介入拉祜族社会之后,很快产生出集体意识,对个体形成庇护关系,促进了族群的社会整合。从逃避战争追随宗教领袖的迁徙到受宗教团体影响的族群跨境迁徙和互动,反映了拉祜族个体对集体或组织化力量强烈依赖的主观期待性和客观必然性。     

试论中国古代实施禁榷制度的目的

禁榷制度作为国家垄断经营制度 ,是国家凭借其行政特权将一些重要的商品的生产经营权利收归政府 ,从而获得其正常经营利润和垄断收益的经济行为。实施禁榷制度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最大化的商业利润。     

南宋“富民”涉讼案件类型与特点——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研究对象

《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涉及"富民"的诉讼案例不少,为认识"富民"负面形象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其涉诉案件集中在三个方面:因为逃避赋役被地方官追究法律责任;因为家庭或家族内部财产分割而产生矛盾;因与他人发生经济纠纷而诉诸法律。从案件收录的数量来看,因逃避赋役被追责的案例最少,官方相对温和的处理,也表明官府与"富民"阶层的矛盾较为缓和。"富民"家庭纠纷案例主要发生在财产分割方面,反映了"富民"经济状况改善之后所产生的家庭张力。乡邻诉讼是富民涉讼案件最多的一类,说明南宋乡村社会中"富民"相互之间、"富民"与小民之间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较为突出。地方官员对"豪横"的严惩,客观上保护了大多数富民利益,创造了有利于"富民"阶层成长的社会环境。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直补政策实施效果分析——以云南为例

从云南的情况可以看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实施农业直补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内地农村有明显差异：种粮补贴对粮食增产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效果不明显;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机补贴多用于改善山区农村交通状况,而非政策目标所指向的提高机耕作业率;退耕还林补贴效果显著,并非由于退耕还林补贴的发放,而是林权制度的明晰化和规范化。由此我们认识到,应充分考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特殊性,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以推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     

从"有限理性"看云南少小民族自主发展意识的激发

目前,云南少小民族贫困问题十分突出,导致部分人对其有误解.对于少小民族而言,在面对来自政府的扶持政策推动时,他们只能根据自身所处的环境条件和自我的认知能力,以"有限理性"应对.在设计相关扶贫项目时,需要从"有限理性"这一假设出发,激发少小民族的"自主发展意识",使其变"要我发展"为"我要发展",制定各种经济社会发展政策.     

国家在场:从清代滇南盐官营看国家边疆治理

从雍正时期滇南盐井收归官营先行、改土归流跟进的一系列国家边疆政策的实施可以看到,盐井收归官营作为一种制度实践,目的在于试探土司势力对国家推进治理边疆的反应,中央从而根据其态度相机实施改土归流以维护边疆秩序稳定,加强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与此同时,盐井官营所体现的"国家在场",还通过盐课、专卖管理等措施将国家意识涓滴...     

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进程中非正式制度约束分析

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作为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或阻碍作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其中主要因素是受到诸如产权意识模糊、财富积累意识差、传统观念固化和传统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制约。因此,要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应通过培育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利用正式制度强化其产权意识和经济理性,以及促进少数民族知识发展等途径来促进非正式制度的创新。     

试论宋代手工业分工与商品供给增长的关系

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可分为行业间、行业内的社会分工和生产过程的专业化劳动分工。宋代手工业生产中已经形成了细密的行业间和行业内社会分工体系,但生产过程中的专业化劳动分工并不发达。因此,宋代手工业分工的发展对商品供给的增进作用主要是表现在商品种类的扩大而不是同一种商品数量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