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史料建设的一大贡献——读吴晟教授《明人笔记中的戏曲史料》

吴晟先生《明人笔记中的戏曲史料》（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以下简称《史料》）一书，围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之外的明人笔记开展整理工作，广泛搜集、辑录了明代72位作家、77部笔记中与戏曲有关的史料，涉及明代戏曲的剧目、作者、演出形式、艺人活动、杂戏体制及其对周边国家的影响等内容，加以考订注释，汇为一编。此工作看似平易，实属艰难。往往一部书中，仅得二三句，或者只字全无。     

水的精神与水的力量——从《黄河大合唱》谈冼星海音乐经典的形成

水是生命的源泉,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意义深远。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成长环境与水关系密切,水是他宽广胸怀、伟大成就的坚实基础。水也是冼星海音乐创作的重要主题。在冼星海的音乐中,水和它所代表的形象鲜明而突出。水的精神和水的力量,深刻地影响着冼星海,并在他的音乐历程和《黄河大合唱》等一系列不朽巨作里得到反映。其形成源于艺术家对生活的真切领悟,对时代精神的充分把握,对艺术对象的深沉思考,对艺术家责任的准确理解,对个体的人和群体及人类终极命运的深切关怀。正因为这样,《黄河大合唱》才能够上升成为时代号角、民族心声,反映了人类为生存、为尊严永不屈服的奋斗历程和无畏勇气。它因此超越了地域、时代、民族和国家,成为世界音乐宝库里的珍贵财富和人类文明的经典。     

中国大陆任剑辉研究综述(1980-2014年)

大陆的任剑辉研究从1980年以后才开始,起步较晚,发展很快。但内地学者对任剑辉的推崇和宣传始终不渝,是任剑辉研究的主要力量。任剑辉素来为家乡敬重热爱,随着内地与香港粤剧交流和相关研究的增加,涉及任剑辉的书刊文章越来越多。这些资料和研究包括:任剑辉在佛山、广州的早年生活;任剑辉作品在内地的传播;任剑辉对香港粤剧发展的贡献;任剑辉艺术渊源承传;任剑辉唱腔、表演研究;任剑辉名剧研究;以及“任剑辉研究计划”的介绍,任剑辉研究向全国戏曲界的推广等等。总的来说,任剑辉研究正日益向纵深发展,前景广阔。     

岭南古代方志碑刻戏曲资料考述

岭南古代地方志和碑刻里保存了不少戏曲资料。它们记录了岭南古代歌舞音乐和早期戏曲的生存状况、演出形态和社会文化环境信息,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官方和社会的意见。其内容主要包括本土音乐歌舞、中原传统音乐、俗节典庆演出等,也包括一些创作和批评,是研究早期戏曲形态和地方戏曲形成的重要文献资料。     

潮州歌谣研究史述略——地域文化与现代学术潮流的接合

作为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开始的歌谣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潮州歌谣研究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现代文学研究密切相关。它立足于乡邦文献和地域文化,伴随时代发展不断展开和深入。近百年来,潮州歌谣以地域文化的姿态,介入现代学术潮流,而其研究亦具有了学术史、社会史和思想史意义。     

从郑仙诞到广州重阳登高——兼谈传统民俗的现代化演变

从广州传统的郑仙诞(白云诞)节俗到九月九的重阳登白云山,是传统民俗现代化演变过程中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这个融合、转变的过程是民俗活动与社会经济文化密切关系的反映,一方面保存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也在内容、形式、意义等方面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它说明,传统民俗不仅能够在现代社会中获得生存发展,而且能够在和谐文化、和谐社会的建设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劝农文学: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学体类

劝农文学与劝农政策、劝农行为相伴而生,源远流长。其文体众多,内容也超越了单纯的劝勉农事而触及民生民瘼和时事时政。劝农文学的千年演变和批评传播,一方面遵从文章体类的要求,另一方面也适应和服务于劝农的特殊性,具有社会性和现实意义,显示了文学由庙堂而乡野的下倾姿态。     

论《闲情偶寄》之戏曲文体思想及意义

李渔的《闲情偶寄》肯定戏曲文体特有的叙事性、舞台性,是戏曲编剧技巧、舞台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推进,也是在前人理论成果基础上的新创。他将戏曲与“史传诗文”并列,抬高它的文体地位;更从形式、创作、功用等方面说明戏曲是“绝大文章”。他从创作的角度,强调戏曲文体服务于舞台演出的目的,强调“填词之设,专为登场”;又从戏曲叙事性的角度,要求“结构第一,一人一事”。李渔发展了王骥德“大头脑”、金圣叹“一人”“一事”等意见,强调戏曲创作要有吸引观众的新奇故事,能够收到深入大众、劝善戒恶的传播效果,并将“一事”引申为戏剧的核心事件及引发后续情节和戏剧冲突的重要关键,深入到了叙事和戏剧的本质。史传叙事思想为金圣叹评点《西厢记》重视,也是李渔戏曲批评的理论来源。李渔称戏曲与史传“同源而异派”,客观上将戏曲纳入叙事文学的轨道。又将叙事批评的“人情”“物理”概念引申到史传及其他传统文学,肯定了戏曲这种俗文学体裁的叙事特征。这显示出李渔以戏剧为本体、以登场为目的、以演出效果为标准的戏剧观构造下的戏曲理论超出一般文人戏曲思想和评论的特出之处。     

梁启超的广东研究及其学术意义

梁启超对广东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许多创造性的见解。他往往以广东为中国的个案或缩影，在此基础上发展建立其理论学说。他不遗余力地宣传他所崇敬的陈献章、陈澧等乡贤大学，广泛关注广东历史、地理、民族、经济、文化、交通、社会等各方面问题，其佛教海路传入、袁崇焕等研究都是近代学术史上开创性的成果。梁启超从感情上、学理上充分肯定和殷殷期许广东和广东文化，以之为中国和中华文明的组成，自尊、自信而不自外，自觉承担起对国家、民族乃至世界的责任。其相关论述与他的爱国救国心、国家民族观念、全球视野密不可分，也是梁氏思想和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四库全书总目》的戏曲文体批评

<四库全书总目>的戏曲文体批评,建立在元明以来戏曲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其批评话语涉及戏曲本体论、戏曲特征论、戏曲音律论等重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戏曲理论的成就和实践经验的积累.它虽然反映官方意志,不乏各种偏见,但对戏曲并非全无了解;而且,一些论述立论公允,考辨精微,卓有新建,于现代形态的戏曲批评和戏曲本体问题的研究深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