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贺麟的“质素”说

贺麟认为，思想道德建设必须“旧中求新”。旧道德的具相外壳是必须破除的，但其深邃处有合理有“质素”。这种“质素”是道德建设的“基石”。贺麟从被人们公认为“最腐朽”的“三纲五常”中开掘出了“单向的绝对的爱”这一质素，并认为它同西洋最可贵的近代精神相通。同理，中国儒家的“诚”、“信”、“仁”及西方的基督教都有其“质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在于打碎传统的僵死的外壳，而使其内在的合理质素获得了解放和新生。贺麟的“质素”说为我们今天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对新时期思想道德建设有重要的意义。４０年代的贺麟是唯心主义者，他没有论及经济基础的变革对道德转型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他的局限性     

对母体文化的自卫与超越——略论闻一多的文化发展观

闻一多在一九四四年发表的《复古的空气》一文中写道:“历史在转向,转向时的心理是不会有平静。转得愈急,波动愈大……一面近代化的呼声最高,一面复古的空气也最浓厚。”如果我们不从单纯的贬意上去理解“复古”二字,应该说闻一多道出了中     

文理会通:大师之道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 ,清华文科获得很大发展。在今后的十年里 ,文科还应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以实现“入主流、高水平、有特色”的目标。本文单就“有特色”谈一点愚陋之见。纵观世界学科发展 ,欧洲文艺复兴以降 ,科技与人文分道扬镳 ,且各自按照学科规律越分越细。到了2 0世纪 ,各学科在分列发展的同时 ,出现了学科间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趋势。这种从分析走向综合的大趋势 ,已为全球学界所认同。作为重新复建的文科 ,特别是在以理工科为强大背景的清华复建文科 ,应该在促进各学科独立发展的同时 ,高度重视人文与科技的会通 ,即应该把“以文为…     

原父意识的补偿与升华——朱自清散文新释

传统的“父亲”观念,源于远古的父权制社会。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父亲”所占据的位置不亚于西方文化中的上帝。一个在人间,一个在天上,都是权力和爱的双重表征。经过几千年历史的积累,“父亲”观念已化为一种“情结”即“原父情结”,沉淀于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或隐或显地影响着现当代中国人的思想行为。破译这一情结,是重构中国文化的重要课题之一。在20世纪上半叶,有这样一位智者,他不仅以他     

圣者的忏悔——读《朱自清日记》

《朱自清日记》带有相当深度的真实。“被解聘梦”是他到清华以后人生困境的反映。他的情绪、行止乃至生命都同这种危机感有密切关系。朱先生的目标是创造一种博采中西的会通式学术。朱先生读书广博而勤奋，一天也不曾放松自己。其治学“兼有京派海派之长”，微观上不失谨严，宏观上不失开阔。繁杂的行政工作、沉重的家庭负担、对民族危亡和国家命运的焦灼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先生在学术上的发展。朱先生所以高于一般学人而成为圣者，其原因或在一些看似幼稚的行为里面     

清华学人的“身份”与“角色”

文章指出,20世纪20-40年代的清华学人大都具有实现民族复兴的雄心壮志,具有良好的学术操守。近些年,清华的人文社会科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如何继承过去的优良传统,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值得反思。     

吴宓与会通派

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对待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关系上，于对抗的两极之间，尚有一长期被忽略的会通派。本文作者认为，会通派的学理基础是中庸，吴宓是这一派别中的中枢性人物之一。作者首次提出吴的学术有前后期之分，前期属文化保守主义，后期则试图沟通传统与现代，并沿着解释学的理路对中国现代人生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科技时代的诗之惑——回眸韦勒克与瑞恰慈之辩

科技与诗 (艺术 )的关系问题 ,是近代中外学术界十分关注、众说纷纭的问题。瑞恰慈在 2 0世纪 2 0年代 ,发表的《科学与诗》等著作 ,根据当时心理科学方面取得的成果 ,论述了科学发展对诗及诗歌研究的影响。文章以韦勒克对瑞恰慈在这方面的否定性批评为线索 ,试图重新估量瑞恰慈理论的历史与现实价值及其失误。认为 ,关注科技发展对艺术的积极影响是人文学者不可推卸的职责。文章还对《科学与诗》在中国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指出中国学术批评在形而上方面的贫弱值得注意     

对母体文化的自卫与超越——论闻一多的文化发展观

本文循着诗人、学者、斗士这三个阶段,就闻一多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上的心灵历程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深入研究闻一多对母体文化从自卫到超越的思想轨迹,对于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中西文化的结合和传统文化的改造,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很有参照意义的.     

从东南学派到清华学派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对西学冲击下晚清学人的心态有一段生动的描绘: 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未所睹也。环顾室中,则皆沉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欲破壁以拨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试奋斗。于是,以其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相结合,别树一派,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 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欲是造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心理动因。但正如钱钟书《围城》所喻——“漆室”之内与“漆室”之外的人感受和意欲截然不同:欧战以后的西方学者认为西方文化情况比中国更糟,一位美国记者就曾恳切要求梁启超把中国孔夫子介绍给欧洲以拯救“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