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与江南诗学笔谈

刘士林认为,北方话语哺育了中国民族的道德实践能力,而从江南话语中则开辟出这个以实用著称于世的古老民族的审美精神一脉。江南话语是中国诗性话语体系的一个专门执行审美功能的元叙事。要使江南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在当代世界中澄明出来,一种关于江南话语的语言本体论意识是惟一的桥梁。徐雁平认为,以学术和文学为特色的江南世家图景的绘制工作,才刚刚开始,它的展开与深入,必须建立在对清人诗文集和家谱族谱等文献的梳理排比基础之上。只有在注意到每个诗学世家的不同性(如海宁查氏、德清俞氏)的同时,又能以多视角观照问题,才能绘制出细节丰富的江南世家图景。朱逸宁认为,在江南文化的发展史上,晚唐五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现象和人物,江南的精神气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从此开始取代北方成为中国诗性文化的象征。耿波认为,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文化语境中,士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互利互惠的组织化。士人之间互通声气,互相援系,为了能在城市文化生产的逻辑中生存而结成了一个"共同体"。江南士人在城市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那种在张扬个体和"士志于道"的事业之间寻求调和的深微刻苦精神心态是城市文化中最富诗意的因素。江南士人的情性状态     

“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成为一种文学叙写方法——以明清集序为研究范围

文学的叙写方法,时时从丰富的文化创造实践中汲取营养。儒家经典的笺注,《汉书·艺文志》的分类与溯源,佛经的翻译,《四库全书总目》所代表的提要等等,皆对文章的表现手法以及与之相关的文章风格造成影响。受起源甚早的古代文学地域风格论影响的"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在明清的集序撰写过程中演变成为一种文学叙写方法。集序中地域文学传统构件的生成与运用,是南宋以来兴起的地方意识在文学创作中的创造性转化。地域文学传统构件可视为一种再造的语境,它出现在集序的前、中、后位置,产生不同的功用;对于集序的整体结构而言,它又有成型的功用。地域文学传统构件赋予集序一种历史深度和"地方色彩",明清集部文献数量的迅速增长,意味集序的撰写进入规模化生产时期。地域文学传统构件较为普遍地应用,为撰序者在具有应酬性质的集序写作中提供一种程式化的便利。     

江南诗学世家

刘士林认为,北方话语哺育了中国民族的道德实践能力,而从江南话语中则开辟出这个以实用著称于世的古老民族的审美精神一脉.江南话语是中国诗性话语体系的一个专门执行审美功能的元叙事.要使江南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在当代世界中澄明出来,一种关于江南话语的语言本体论意识是惟一的桥梁.徐雁平认为,以学术和文学为特色的江南世家图景的绘制工作,才刚刚开始,它的展开与深入,必须建立在对清人诗文集和家谱族谱等文献的梳理排比基础之上.只有在注意到每个诗学世家的不同性(如海宁查氏、德清俞氏)的同时,又能以多视角观照问题,才能绘制出细节丰富的江南世家图景.朱逸宁认为,在江南文化的发展史上,晚唐五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现象和人物,江南的精神气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从此开始取代北方成为中国诗性文化的象征.耿波认为,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文化语境中,士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互利互惠的组织化.士人之间互通声气,互相援系,为了能在城市文化生产的逻辑中生存而结成了一个"共同体".江南士人在城市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那种在张扬个体和"士志于道"的事业之间寻求调和的深微刻苦精神心态是城市文化中最富诗意的因素.江南士人的情性状态是热力的,但同时又是深微的.它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浪漫主义,而是呈现出一种情感的深刻性.     

从翁心存、翁同龢日记的对读探究日记文献的特质

就反映客观真实而言,文献本身有其局限性,傅斯年、陈寅恪两位学者曾指出文献的相对价值,并强调不同性质文献对勘的必要性。本文循此思路,探究相同性质文献对读的重要性,选择翁心存、翁同龢父子1860-1862年在北京的日记作为分析的文本,以翁氏父子关于北京沙尘天的记载为切入点,更正以前关于清代北京年均沙尘天数10.4天的研究结果,得出年均沙尘天数为21.9天的新结论,并由此探究包括日记文献在内的诸多文献的特质。每种文献有其表达意图、选材策略、叙述偏向,还有独自的叙写法则;这些法则对文本的信息和文字风格有内在的规定。每一文献的特质,是在与其他类型文献的比较中显现出来,孤立使用一种类型文献,有较大的风险。     

王质《诗总闻》中的"因情求意"

宋人经学新说,多自刘敞《公是匕经小传》开始,王质的《诗总闻》有推波助澜之功。王质对陶潜式隐逸生活的向往,有时影响到对经典的解读。王质《诗总闻》的最突出之处,在于他的论说是“以意细推”,细推的过程中大致有两种方法值得注意,一是将《诗经》“降格”、纳入历史中,以与后世的史事和文学作品建立联系,二是以当时的风俗或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说《诗经》,以显示古今虽隔而人情不远。     

清代书院答问的文献价值与文化意义——以李兆洛《暨阳答问》为中心

《暨阳答问》由清代阳湖派李兆洛的弟子蒋彤撰录,内容涵盖四部,涉及历算、天文、文学诸领域,是清代书院答问的代表之作.该书有繁、简两个版本系统,其中道光活字本为早期繁本,最接近蒋氏手稿,而未得到充分利用.通过分析简本对繁本的删削,得见《暨阳答问》繁本的重要学术价值.《暨阳答问》中多有李兆洛对诗、文等所作分析与评价,可藉以补...     

20世纪20年代的国学推荐书目及其文化解读

国学推荐书目在20世纪20年代的频频出现,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事件”。本文主要通过对胡适、梁启超、章太炎等开列的国学书目,以及《京报副刊》刊发的多种“青年必读书”书目(包括鲁迅交的“白卷”)的文化解读,在它们与国故整理、新式教育和启蒙救亡等问题的关联中,阐述国学推荐书目所具有的多义性和复杂性。     

清代文学世家的家族信念与发展内动力

清代文学世家的形成与传衍,家族信念与发展内动力作用颇为重要。家族子弟对家学传统常存敬畏、自豪与责任感,时时感受到祖宗的力量与目光,"诗是吾家事"是他们心态的真实写照、心志的肯定性表露。在惯常的叙述中,"吾家事"的承担者,似乎主要是男性,本文着重强调在"父亲缺席"的情况下,文学女性的家族信念护持对家学发展内动力的培育,多有贡献。她们的婚姻,以及她们的文学才华的被压抑与释放,都与家学的传播、融合与生新密切相关。     

中国诗学传统中的“光焰”之喻

东西方早期哲学将日光或烛光作为喻体,日月星辰光辉普照、运行有常的特点,进入文学批评中指代经典作品的道德与文采。宋人以李、杜诗歌“高”与“幽”的特点解释韩愈“光焰万丈长”的比喻。与之对比,严羽提出“透彻玲珑”的观照、书写模式更倾向于王、孟诗直接呈现外界景物与内心感发过程的风格。“光焰”之喻在明清感兴诗学拓展、深化,明人如许学夷将“光焰”分为内外两种,对应李、杜诗歌的天才与人力之别,也指情感外扬与潜气内转两种写法。清人如王夫之通过杜甫诗中偶然兴会式抒情,提出“现量发光”,承续“直寻”的诗学传统。此外,“烛光”也作为读者与作者“神会”的媒介,出现在诗集序跋书写中。     

俞樾晚年诗作与过渡时代的文学感知

俞樾勤于著述,诗作数量颇为丰富,其晚年（1880—1907）诗作因更能表达自我、记录社会变化,自传性质尤为突出。俞樾的晚年诗作表达了衰老、病痛如何磨蚀生命,回忆如何暂时缓解内心的迷茫;记载了他面对西洋物质文化和技术时的惊奇、接纳与徘徊;还保存了他在明白生寄死归道理时对留名、扬名的强烈念想。俞樾未能进入近代文学史著作所包涵的作家系列中,然他晚年诗作所叙写的时间感觉、生命体验、对西洋器物的接受态度以及自我留名的诗学实践行为,都表现出他徘徊、犹疑的内心状态,这一混杂的状态正是过渡时代文人的普遍情感结构。以俞樾晚年诗作为案例的“向内”研究,可深化近代文学研究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