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熙的社会控制思想

康熙崇尚王道政治,效法古之圣王"体上天仁爱之心,出而御物,德以道之,政以齐之,刑以范之"的做法,提出了以德化民、以刑辅教的社会控制模式。安靖百姓是其治国、行政之要务,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加意抚绥与严厉镇压相结合的靖民思想。救荒是为了防止因灾生变,在如何救荒问题上,其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坚持"耕九余三"论到主要依靠国家储备钱粮赈灾的转变过程。康熙的社会控制思想具有以积极控制为主而以消极控制为辅的显著特征。     

从乾隆时期满族文化传统的迅速转变看汉文化的影响

乾隆时期清朝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思想等各方面渐趋成熟，博大精深的汉文化在这个时期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等各个层面对满族固有的文化传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渗透，引起了满族民族文化的一系列变化。尽管乾隆帝曾极力地想保留满族文化习俗，但采取的种种举措在满汉文化交融的洪流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而且他本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满汉文化交融的先锋。究其原因，一是汉文化博大的包容性，二是乾隆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三是满族民族文化发展需要大量吸收先进的汉文化。     

论顺治“罪己”

顺治“罪己”通常采用颁罪己诏、下罪己谕旨及祭告天地、太庙、社稷三种方式,其主要内容有列举自己的罪过、不称圣、不接受朝贺三个方面。“罪己”基于两个基本观念:一是认同古代帝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的信条,认为自己是天下共主、公众利益的代表,有责任使天下太平,“一夫不获,罪在朕躬”。二是相信“天人感应”、“变不虚生”,天灾人祸“皆由人事”。它是在清初复杂政治局势下皇权政治在多重矛盾中运行的产物,与顺治亲政后的政治密切关联,反过来它又对当时的政治统治产生了一定影响。     

石介的伦理思想初探

石介是“宋初三先生”之一，其伦理思想主要包括儒家道统论、神秘主义气运说、反对佛道以及“公于天下”的道德评价论等四个方面。石介的伦理思想启迪了程朱的伦理思想，对后世也产生过一定影响。     

论康熙以“理”治国的理论与实践

在熊赐履等理学臣僚的影响下,康熙的理学思想形成。但是真正将理学付诸治国实践则与“三藩之乱”密切相关。康熙以“理”治国思想的内容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将厚风俗、正人心视作国家长治久安和实现“敦庞之治”的根本途径;二是树立了“端本清源,源清流洁”的吏治与法治观念。汤斌受重用与被谴责的过程鲜明地体现了康熙对理学臣僚始而寄予厚望、终而大失所望的心态,也最终导致了他对以“理”治国思想的反思。     

姚莹理学思想初探

嘉道时期社会剧变,封建王朝危机四伏,清政府面临着旷古未有的变局.在这种情况下,清代的学术文化格局也发生了变化,程朱理学有了"复兴"之势.作为宗理学者姚莹在学术上宗崇程朱理学,但又具有时代特点:黜虚崇实,注重经世致用,把理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给当时的学术注入了一股活力.他的理学思想反映了嘉道时期理学"复兴"所具有的时代特色.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滞缓的人口学思考

从人口学的角度,探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滞缓的原因。在近代化起步的关键时期,中国就已经陷入深刻的人口过剩的危机之中;人口过剩的危机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滞缓的更为深层的原因。     

论顺治帝的"自罪"帝王观念

顺治帝“自罪”帝王观念是儒家帝王思想、天人感应理论与清初的政治局势共同作用的产物。它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认同古代帝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的信条,认为自己是天下共主、公众利益的代表,有责任使天下太平,“一夫不获,罪在朕躬”。二是相信“天人感应”、“变不虚生”,天灾人祸“皆由人事”。这种观念对其政治人格、政治统治和施政方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就罪己的真诚和深刻程度而言,他又胜于汉唐宋明诸帝,其自罪观念和行为成就了他勤政、开明的帝王品格,也构成了清初特有的政治风格。但过多的自责自罪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作为帝王应有的尊严,日益滋长的罪错感也使他渐渐丧失治理国家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