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 ,除了在义理上大力宣传以外 ,还更多地利用佛教典籍中大量的故事、寓言、譬喻、史诗等通俗易懂的形式 ,使佛教进一步走入广大的百姓中间。佛教的这些生动形式不仅为六朝正在兴起的志怪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题材、语词等 ,尤为重要的是 ,它们还在人生观、道德观、时空观、小说的情节、叙事方式以及奇特的想象等方面 ,对六朝志怪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抛开其宗教内容的话 ,可以说 ,佛教中的这些形式 ,是对中国文学的一大礼赠。     

略论慧远对道安的突破和超越

慧远是东晋中后期继道安之后的一代佛学大师。他深居庐山,却能审时度势,勇于创新,除了佛学理论体系外,在佛教的诸多方面如恪守戒律、讲经说法、终极信仰、扩大像教等对其师道安有重要的突破和超越,一举成为整个佛教丛林当之无愧的领袖。     

佛教文学刍议

任何一个新学科的建立,都需要几代学人的努力和学术成果的积累。中国佛教文学经上个世纪近百年的研究,已蔚为一个跨多学科的边缘学科和中国人文学科的重要分支。但佛教文学与中国佛教文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范围有何异同?如何把握佛教文学与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趋向?仍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为此,我们约请国内有关专家学者,就佛教文学学科建设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探讨。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组笔谈,使学界在一些理论认识上达成共识,以进一步推进中国佛教文学的学科建设和整个佛教文学的研究。     

作者·文本·解释者——伽达默尔对传统解释学的超越

生活在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处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之中,尽管人是自由的、有意向和目的的创造者,但他们的一切行为方式,包括认知、经验和理解这样的意识活动,都必然受到一种对他们来说具有深远意义的现实的影响和制约。他们朝着世界迈动,并且彼此之间以这种现实为基础。可是,作为面对过去的文本（text）解释者,能否把自己超越于历史环境和现实基础之外,完全浸没在作者的所是（identity）之中,或是把自己的所是置于其中而努力发挥出自己的可创造性呢?这看起来是西     

开拓远古文化研究新路的尝试——读龚维英新著《原始崇拜纲要》

自文化热掀起以来,研究中华远古文化的著述(如从神话、史前史、民族、民俗、原始宗教等角度),时有问世,但从中华初民的原始崇拜,特别是将图腾崇拜与生殖崇拜联系起来加以稽考的,则是寥若晨星。龚维英先生的新著《原始崇拜纲要——中华图腾文化与生殖文化》(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以下简称龚著),可谓是这一领域     

齐梁诗歌声律论与佛经转读及佛教悉昙

齐梁诗歌声律论的核心问题是永明四声说 ,而永明四声说的提出受到了佛教文化多方面的影响。最为直接的 ,则是受到了佛教经论转读的启迪。其时 ,僧人和崇佛文人皆善转读 ,故颇重语言之声调 ,此实受围陀声明论之影响 ;又佛教悉昙总结梵语之摩多、体文 ,讲究反语为字。崇佛文人吸收后 ,与当时流行的双声、叠韵相对比 ,始发现汉语之四声 ,并把它自觉运用到诗歌创作实践中 ,提出“永明体”的声律要求     

《世说新语》与佛教

《世说新语》产生的南朝刘宋时期,正是佛教从边缘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的时候.其编纂者们大多崇信佛教,其所述人物,多与佛教关系密切,甚或直接为佛教僧侣.这些富有个性化的崇佛士人和佛教僧人的群像,艺术地再现了佛教在东晋时期的活动状况,对后来《僧传》的撰写,尤其是僧人形象的生动描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先秦儒、道“通”、“异”论

春秋战国时期,儒、道两家都以＂道＂作为追求和向往的对象。所不同的是,前者之＂道＂为＂天道＂和＂先王之道＂的结合,是一种典型的尊天明神的＂神道设教＂信仰;后者之＂道＂则表现出对现实的超越性,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的理想。但二者所崇之＂道＂,都具有＂言说＂的性质和特点。＂道＂体现于社会,则表现出了对理想社会的回归：老子的＂小国寡民＂与孔子的＂大同社会＂似无本质区别。而对于这种理想社会的治理,孔、老都主张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和策略。二者的主要不同在于对待＂礼＂的态度：儒要奉礼,道要毁礼。

Abstract：

In the Spring-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Confucians and scholars of Tao all regard＂Tao＂ as the ultimate goal,which they are seeking and longing for.However,the former’s ＂Tao＂ is a combination of ＂Heaven’s Way＂ and ＂Deceased Kings’ Way＂,which is a typical faith of respect for the God of the ＂religious teaching＂ while the latter’s ＂Tao＂ shows something beyond the reality,which is a typical metaphysical ideal.Nevertheless,the ＂Tao＂ that they both worship has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eech＂.The ＂Tao＂ that is reflected in the society shows a return to an ideal society： ＂a small country with a few inhabitants＂of Lao Tzu and ＂utopia＂ of Confucius seem to have no difference in essence.As for governance of the ideal society,Confucius and Lao Tzu both advocate the attitude and strategy of ＂ruling by inactivity＂.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chools is their attitude toward ＂ritual＂：Confucians respect and try to keep the ritual,while scholars of Tao prefer to destroy it.     

宏斯"三义"以兴诗学——读《赋比兴与中国诗学研究》

先秦文献中有关赋、比、兴的记载,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中,为大师所教"六诗"中的三种诗体,排在"风"与"雅"、"颂"之间.到了<毛诗大序>中,"六诗"的顺序未变,但却被称为"六义".由于<周礼>和<毛诗大序>均未对赋、比、兴作出明确的解释,"六诗"如何发展演变为"六义",包括两组不同的赋、比、兴如何递变,遂成为千古之谜,此其一;赋、比、兴在"六诗"中的确切含义虽然难有定论,但是.这一组概念在<诗经>阐释的历史发展中,却逐渐成长为中国诗歌(包括词、曲)在创作、阅读、理论批评等各个层面的核心概念.故源头的迷失与其支派的显著地位形成了极为明显的反差,此其二;对于来历不明的赋、比、兴,历代学者却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无论从<诗经=>学,还是从中国诗学的角度,对这一组概念的研究自汉代以来几乎从未中断过,此其三.上述三点表明.赋、比、兴这一组概念,既是汉代以来两千余年间历代学者"越说越糊涂"(朱自清语)的传统学术难题,又是当代中国诗学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要想对已有两千年研究历史的这一古老的学术难题作出新的探讨,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史"与宗教

"史"的文化原型(cultural prototype)最早是以宗教家的面目出现的.中国人的宗教观念由来已久.当中国人还处在蒙蛮、洪荒世界(foreworld)之时,其自然宗教的意识便已产生.随着社会的两大分工-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出现,中国出现了专门从事和执掌精神活动的人员-巫:祭司(flamen).由于其时精神活动的主要内容呈现出宗教、政治、艺术三位一体(trinity)的特点,故巫不仅是政治家、艺术家,更主要的是宗教家.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巫一职一直全权负责氏族部落甚至部落联盟的宗教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