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政府为何否决司徒雷登北平之行

正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子弟兵大举渡江、解放全中国时,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依旧驻留南京.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甚至决定秘密北上,亲自拜会中共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然而,缘于美国的国内政治因素,特别是害怕此举会损害美国政府的"反共形象",司徒雷登"北平之行"最终被否决了.     

论1947-1948年美国援蒋反共政策的形成

二战后,美国政府提出了旨在遏制苏联的“先欧后亚”大战略。美国的国内政治状况并不利于它的实施。杜鲁门政府起初是从遏制苏联的战略角度来看待并处理对华政策的。但为了使大战略得以顺利实施,在国内政治的压力下,对华政策被纳入了反共轨道。之后,美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把对华政策作为赢得国内对其大战略支持的一个筹码。而国会议员、院外援华集团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为谋取私利而极力鼓吹援蒋反共。随着1948年“援华法案”的通过,美国的对华政策完全走上了援蒋反共的不归路。对华政策已失去现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国内的政治性问题,注定了它的必然失败。     

全球海洋治理视域下的南太平洋地区海洋治理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海洋问题日益严峻。在这种背景下,全球海洋治理应运而生。随着欧盟《全球海洋治理联合声明》的出台,全球海洋治理具备了理论基础和框架。南太平洋地区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海洋问题,而且海洋与该地区的经济及居民的生存息息相关。南太平洋地区有着完整的海洋治理主体、客体及规范,有效践行着全球海洋治理理论,因此,南太平洋地区在全球海洋治理方面处于"先行者"的地位,同时,南太平洋地区的海洋治理对全球海洋治理有着重要的启示:第一,加强区域组织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第二,构建全球海洋治理伙伴关系;第三,加强地区海洋治理理念与全球海洋治理理念的有效对接。     

战后美国举国冷战体制的建立与50年代思想学术界"共识"的形成

战后50年代美国思想学术界"共识"的形成,与美国举国冷战体制的建立这一体制因素有着重要的关联.其中,反共产主义的宣传和政策促进了自由-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一致的形成;军事、情报机构与科学和思想界的结合及"军事-工业-学术复合体"的出现,则加深了知识和权力的高度共生关系.同时,这种"共识"也是思想学术界自觉选择与塑造的结果,这点可从战后美国史学界"反进步主义史学"潮流的兴起得到说明.     

“文化冷战斗士”——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的“第二种身份”

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在冷战期间的重要身份是“文化冷战斗士”。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反共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共识的塑造和同新“左派”史学家威廉·A·威廉斯的论战上。这种政治活动分子的身份及其强烈的意识形态取向,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施莱辛格史学的客观超然性。     

沃尔特·拉夫伯的美拉关系史研究述评

沃尔特.拉夫伯通过对＂门罗主义＂历史演变的梳理,对美国-巴拿马关系、美国-中美洲关系的追述,从根本上推翻了以比米斯为代表的传统派对美国的拉美政策大唱赞歌的观点。他揭示：美国对拉美的政策历来都是利己主义的帝国主义政策;历史上,这些政策作了一些边边角角的小缝小补,但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这些政策不仅没造福拉美国家,反而导致了拉美国家的经济停滞、社会分化、政治不民主,从而使民族主义情绪激化、革命频发。     

从《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看20世纪90年代美国外交史学流派及方法论特征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学出现了两大方面的变化:后修正学派形成并提出了"共识说";"国际史"取向的方法论为大多数史学家认同。然而,《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的出版表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外交史学界,现实主义学派、修正学派、自由主义全球化论者以及后修正学派在基本史观和重大问题见解上存在巨大差异甚至决然对立;方法论方面也尚需进一步完善。     

约翰·L.加迪斯与冷战"修正派"的论战

约翰·L.加迪斯与冷战修正派之间的论战涉及方法论和核心观点两个方面.在前一个方面,加迪斯指责修正派的"门户开放"范式和"合作主义"范式犯了"经济决定论"和"简约主义"的错误,是不合格的综合范式.在后一方面,加迪斯表达了与修正派的美国要为冷战形成负主要责任的相反观点,批评了威廉·A.威廉斯的"悲剧观",逐步向正统观点复归.在这种批评的基础上,加迪斯提出了"冷战史新研究"的议程,对此,修正派的劳埃德·加德纳进行了批评.加迪斯与修正派间的学术论争反映了美国冷战史学中现实主义和进步主义两大范式间的分野,背后隐藏的是权力和意识形态之争.加迪斯对修正派的批判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但其确立自己话语霸权的态度和保守主义立场是不可取的.     

麦考密克与美国外交史研究方法创新

麦考密克是一位具有创新精神的美国外交史学家。他比较早地对美国外交史学整体状况进行了评估,力陈其中的弊病,提出发展方向,并大胆进行创新实践。他倡导的"合作主义"综合范式,以及对"世界体系论"的改造和借鉴,都对美国外交史研究方法创新做出了贡献。他运用世界体系论对冷战期间的美国外交政策加以分析,得出了不同以往的新看法,并对美国霸权的兴衰进行了描述和大胆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