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中宗教信仰的变迁

长江下游以太湖为中心的苏皖南部与浙北地带,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良渚文化,经夏商时期点将台、湖熟、马桥文化,到周代吴、越国家社会,其文明化进程经历了繁荣——衰弱——再繁荣的曲折过程。与此相对应,长江下游的宗教信仰也经历了从史前本地传统的发达与完善、到夏商外来占卜系统的传入与发生、再到周代民间信仰的复兴与丰富的不同发展阶段。每个阶段上宗教信仰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功能都呈现出不同特点。总体来说,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中宗教神权从与世俗王权相结合的至上地位,发展为与王权分离的实用、功利地位,其与世俗王权的相互关系不断发生着改变,社会地位呈持续下降的态势。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中宗教信仰的这一变化,事实上是华夏民族早期文明发展中的一般特点。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产生深刻影响,使中国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安全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内容和形式上均有重大变化。为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巩固执政安全,保持国家稳定发展,中国共产党应相应地调整战略和策略。     

长江三角洲文明化进程中刻符与文字的发展

长江三角洲从新石器时代末期良渚文化,经夏商湖熟、马桥文化,到两周吴越国家的形成,经历的是繁荣-衰弱-再繁荣的文明化进程。在此背景下,陶器刻划符号和文字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并表现出相应特点。新石器时代良渚刻符是长江三角洲史前符号发展阶段最进步的水平;此后马桥文化刻符却并非良渚刻符的后继,而与中原夏商文化有了初步联系;至两周时中原铭刻文字进入该地区,取代原有刻划符号而成为当地的先进认知系统。刻符与文字的这一发展历程,与其文明化的步伐相一致,是文明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江泽民的新安全观与国家安全战略新趋向

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当今世界,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在江泽民新安全观的指导下,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呈现出新趋向,并成功地进行了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从而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和平环境。     

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中的四个误区

国际人类学界在南岛语族起源研究的方法、思路上存在四个明显的误区。其一,语言学的对象局限于“今南岛”语群中,忽视了古、今南岛语族居住地的变迁。其二,受语言学上“台湾南岛原乡论”的影响,民族考古学上的南岛语族“闽台起源说”割裂了华南、乃至东南亚土著文化的统一性。其三,“扩张征服论”将南岛语族的起源看成新石器时代由台湾出发的“远征史”,同样有悖于亚洲东南至大洋洲广阔海洋地带间史前文化延续发展的客观进程。其四,中外学术间“古百越民族”和“今南岛语族”间的视角反向,制约了亚澳海洋地带土著民族史探索的广度和深度。     

道德失范及当代中国的伦理建构探析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和发展,当代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道德失范现象。造成道德失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对传统道德尊重不够,认识不足,取舍不当;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重视不够,研究不够,宣传不够,应用不够等。道德失范需要重新思考当代中国的伦理建构,当代中国的伦理建构是系统工程,要沿着正确的途径推进。要在思想上提高觉悟,在行动上加大力度;要让法制建设成为道德建设的坚强后盾;要大力推进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传承与创新。     

简论邓小平的睦邻友好外交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一方面继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睦邻外交思想,另一方面又根据国际形势与时代主题的变化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新特点,提出了自己的睦邻外交思想。作为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的睦邻外交思想体现了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显得更加务实与灵活。     

苏北水灾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兼评《明清苏北水灾研究》

明清苏北水灾在中国水灾史上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对明清苏北水灾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在学术上具有典型意义,同时也有益于深化对淮河流域水灾的清醒认识,增强全民居安思危,抗洪防灾的忧患意识,寻找彻底治理苏北水灾的对策。为此,《明清苏北水灾研究》一书的著作者做了艰辛的努力,提出了一系列启人心智的创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