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鲁迅诗学关键词

读者之所以被指认为鲁迅诗学研究的关键词,不仅因为鲁迅是一位读者意识极为鲜明的作家,更因为其鲜明的读者意识与鲁迅诗学的重要问题密切相关,如:“抒写自我”、“为谁写”、“怎样写”等等。这样,它在理论上为我们寻找一种具备足够亲和力的鲁迅诗学研究方法提供了可贵的线索。     

中国现代文学形式批评的困境及其对策

中国现代文学的形式批评陷于了难以有效言说因而也愈来愈尴尬的困境。其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缘于我们自身消费性的阐释思路 ,这是一种被动消极的研究方法 ;二则与形式批评理论本身不无关系 ,其狭隘的研究思路使形式批评的思维空间过于逼仄 ,致使其话语空间受到限制 ,无法得到应有的拓展。走出困境的对策也有相应的两点 :一则需要我们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立场 ,执行一种生产性的、积极主动且富有主体精神的研究方法 ;二则需要我们坚持主体性的原则 ,继续清理形式批评本身的内在理路 ,并执行“从形式分析进入意义”的阐释方法。     

小说理论的新探索──读《小说艺术：品性与历史》

小说理论的新探索──读《小说艺术：品性与历史》胡润森，曹禧修在近年出版的小说理论著作中，胡尹强的《小说艺术：品性和历史》（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以下简称为《小说艺术》）是视界宏阔，研讨细密的一部，它凝聚着作者关于小说理论的新发现新探索。《小说艺...     

论"从形式分析进入意义"

文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的文学性,文学性的内涵准确地说并不是文学独特的表达形式,而是文学独特而有“灵性”的表达形式,也即“成为内容”而且也“意味着审美对象”的形式。只有它才是文学性的真正内涵所在。因此,从理论上讲,文学研究只有“从形式分析进入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触及文学的内核,抵达文学的本体;既呵护文学的灵性,也揭示出文学的内部规律;既防止纯粹的外在研究规避文学表达形式的特殊性,也防止纯粹的形式批评有意无意地宰割文学的灵性,真正做到把形式的分析与意义的引领有机地结合起来。     

文本性思想与非文本性思想——略论鲁迅研究中的一个理论问题

"文本性思想"与"非文本性思想"组概念的提出缘于鲁迅关于传统文化的一段论述。两者之间不存在对等关系,不能混同。鲁迅的思想革命以非文本性思想为革命的中心对象,因此鲁迅思想批判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鲁迅的思想批判几乎涵盖了中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宗教等各个方面,其思想批判的对象和范围常常越出了单纯"思想"的范畴,也因此,"反封建"这个定语无法限定鲁迅思想革命的性质和范围。     

《示众》:独异的杰作

<示众>的艺术形式与传统小说迥异,它是二三十年代中国读者所完全陌生的,与今天主流的小说理论依然有相当的距离;<示众>的题材是生活中极常见、也极容易忽视的,它所开掘的思想内涵却是极深刻、极富有开创性的.<示众>是独异的也是杰出的,独异性与杰出性是<示众>相连贯的两个方面,这为读者阅读接受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同时也给读者留下了长久回味、思考和反省的价值.     

21世纪鲁迅研究回顾、展示与瞻望--"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讨会"旁述摭评

2006年4月广州举行“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鲁迅研究会第八届代表大会”,既回顾和总结了上个世纪以来的鲁迅研究,也对新世纪鲁迅研究提出新的希望和期盼,更为重要的是,展示了当前鲁迅研究的活力。如何理解鲁迅的“向左转”,鲁迅是自由主义者吗,鲁迅的超前性和高峰意义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发现并阐释,鲁迅作品还有阐释的足够空间吗,国外鲁迅研究动态如何,中国鲁迅研究向何处去,如此等等,这些鲁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在这次研讨会上均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某种回应。     

论《伤逝》的结构层次及其叙事策略

《伤逝》有三层悲剧性结构,相应地也有三层悖反性的结构意蕴;它们分别为读者探讨传统与反传统关系、女性解放以及思想启蒙者的自我反省自我解剖等问题提供了相应的思考平台;从而也使《伤逝》多方面的复杂意蕴共居于同一个小说文本。     

修辞学：文学批评新思维

这里所说的“修辞学” ,其全称应是“叙事修辞学” ;它一方面继承了从柏拉图到韦恩·布斯的有关叙事技巧的传统理论 ,一方面大量吸取了以法国结构主义文论为主的有关叙事研究的新成果。与传统的文学理论相比较 ,它有两个显著特性 :一是其理论前提设置的抽象化 ,二是其研究对象的本体化。这也是叙事修辞学用来从事修辞技巧研究的两大智慧性策略     

修辞学：文学批评新思维

“修辞学”的全称是“小说修辞学”或“叙事修辞学”。它一方面继承了从柏拉图的《共和国》到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中的有关叙事的传统理论;另一方面又大量吸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尤其是法国结构主义文论中有关叙事的新成果。修辞学关注的焦点在于一系列依据自然时间顺序的事件是如何被叙述组织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话语结构,其中包括了视点、人称、时间、节奏、结构、隐含作者和叙述者等众多具体问题的讨论。与传统的文学理论相比较,它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理论前提设置的抽象化,二是其研究对象的本体化。